“八千女鬼”亂明朝——帝國大太監魏忠賢的權謀史

★★★★★★★★ ★★★★★★★★ ★★★★★★★★ 　　 　　 　　“八千女鬼”亂明朝——帝國大太監魏忠賢的權謀史 　　 　　 清秋子 　　 　　 　　【他是怎樣爬上去的？】 　　 　　 　　這個帖子說的是一個惡人。有人也許要問了：惡人，乃人人厭之，為何要為他做傳？ 　　 　　我認為：惡人之為惡，也須有他的道行。對這類人要是剖析透了，于善良的人們也有警覺的功用。特別是剖析一個出身無賴、一字不識的小人物，是如何見風使舵、巧為攀援，最后竟能爬上高位、左右大局的，就更有意義。 　　 　　他是用什麼伎倆討得上司喜歡的？是用什麼利器讓撬開權力大門的？是用什麼手法避開滅頂之災的？是用什麼權朮逐個滅掉對手的？是靠什麼力量登上舞台中心的？ 　　 　　——考究考究，或許可以提高我們的識別善惡的能力。 　　 　　好了，我們先來說說什麼是“八千女鬼”？ 　　 　　這是一個拆字法的字謎。 　　 　　關于“八千女鬼”，古代民間有各種傳說。相傳，大名鼎鼎的諸葛亮于軍中閑暇時，寫過一本奇書，叫《馬前課》，專門預測天下大事。這“課”，乃占卜之義。“馬前課”就是在馬前起一卦。書中有一句，預言了蜀國未來的命運，是說“無力回天，鞠躬盡瘁。陰居陽拂，八千女鬼”。 　　 　　看過《出師表》的人都知道，第一句里的“無力回天，鞠躬盡瘁”是講他自己，后面的“八千女鬼”，就是我說的這個字謎。“八、千、女、鬼”，合起來是個“魏”字——他早就知道蜀漢到最后要被魏國給滅掉。 　　 　　還有一個傳說，是說明初劉伯溫的《燒餅歌》，里面也有一句，是“八千女鬼亂明朝”。《燒餅歌》講的也是預言，載于中國傳統曆書《通胜》之中。說的是洪武元年（1368）某一日清早，朱元璋正在內殿吃燒餅，見劉伯溫進來，便想測試一下這老頭的智慧。他把燒餅扣在碗里，問劉老頭：“先生心明數理，可知碗中是何物件？”劉伯溫搯指一算，對曰：“半似日兮半似月，曾被金龍咬一缺。” 　　 　　朱元璋大惊，心想老兒确實有兩下子，于是放下架子，虛心請教這大明朝未來的國運如何。劉伯溫當仁不讓，信口開河。老皇帝問一句，他答一句，所答皆七字訣，出口成章，而且后來無不應驗。其中就有一句是“誰人任用保社稷，八千女鬼亂朝綱”。——這個，說的是明朝天啟年間大太監魏忠賢專權亂政的事。 　　 　　這兩個傳說，當然都是扯淡，估計是民國初年無聊文人的的附會。 　　 　　陳年老酒，我們就不提了，今天就來說說攪亂了大明天下的權奸魏忠賢。 　　 　　魏忠賢本名魏四，是河北肅寧人。肅寧，明代屬北直隸河間府，是京師之南、太行山東麓的一個窮縣。他家的村子，在肅寧縣西北，瀦龍河畔。那時候，整個河間府地勢都很低洼，十年九澇，年年欠收，窮得連皇帝都知道（据當代專家考証，是因為水利年久失修，土地鹽堿化嚴重）。只有這肅寧西北，老天開眼，給保留了一塊“宜梨之地”，也就是特別適合種梨。這地方產的大鴨梨，個大、皮薄、汁多，從宋朝時候起，就成為貢品。明朝從永樂年間開始，也開始向宮中進貢。 　　 　　大概因為魏忠賢是惡人吧，魏氏老家的村子叫什麼名兒，正史里均不載，倒是小說家言里有寫做“梨樹村”的，有寫做“魏家庄”的，姑且存疑。 　　 　　這魏四就生長在這麼一個地方，用北方土話講，這出身是“滿腦袋高粱花子”，只有一輩子刨土的命。可就是這位連個正經名字都沒有的魏四，沒有屈從于命運。他天資聰明，机警狡詐，能言善辯，估計一天農活都沒干過。從小就不務正業，四處游蕩，后來又愛好賭博嫖娼、吹拉彈唱、騎馬射箭，十足是個當地的“爛仔”。 　　 　　這家伙聰明是聰明，但賭博上偏偏又是個臭手，欠了一屁股債。家中生計無著，鬧到老婆改嫁，女兒賣給人當童養媳。史書上載，他最后被“惡少年”逼迫羞辱，憤而自宮，也就是自己把自己給“閹”了，找個机會進宮當了宦官。 　　 　　他進宮的時候，是萬曆十七年（1598）。整個萬曆年間，太監都是不大得勢的，他一開始干的，大概也就是倒馬桶一類的活兒。此后，在宮中默默無聞30余年。到泰昌帝駕崩、天啟帝即位，昔日梨樹村的魏四時來運轉，被皇帝賜名忠賢，開始步步登高。7年之間，位极人臣。生殺予奪，全在他一人之手；朝中公卿，競相奔走其門；以至于民間“只知有忠賢，不知有陛下”。 　　 　　据《酌中志》記載，當時魏忠賢出行，所到之地，家家都要焚香跪迎，路兩旁插上楊柳花朵，“士大夫遮道拜伏，至呼九千歲”。他的儀仗隨從冠蓋如云，個個鮮衣怒馬，浩蕩疾馳如閃電，馬蹄雜沓如雷鳴。一路弛過，煙塵蔽天。 　　 　　如要遠行，那陣仗就更大，出行之前京師須戒嚴數日，繁華鬧市一時空無一人。出行時，魏忠賢本人坐八抬大轎在前，親信坐四抬大轎緊隨，后面是千名禁軍簇擁，密如虫蟻，急趨而行。護衛士兵們邊跑邊發射鳴鏑（響箭），呼嘯不絕。十多支鼓樂隊隨行演奏，高歌猛進。夏有專車載運冰塊，冬有專程運送炭火。場面之盛，超越帝王！ 　　 　　——這前后的境況，真有宵壌之別！ 　　 　　所以這個人，值得研究。 　　 　　他是怎樣爬上去的？主觀上他做了哪些鉆營？客觀上他遇到了什麼樣的机遇？有几個曆史關頭決定了他的命運？有哪些人是他命運的“吉星”？為什麼正直的人沒能打壓得住他？最后是，這個權傾朝野的惡人，是怎樣一朝覆滅的？ 　　 　　曆史是不是真的有一條“丑惡必敗”規則？ 　　 　　——這些，就是本文想要講述的。 ★★★★★★★★ ★★★★★★★★ ★★★★★★★★ 　　　　 　　 　　　　【沒有“下邊”的奇特一群】 　　 　　 　　中國人都知道，在我國古代的皇權制度下，到了明朝，官員的准入、晉升制度已經很嚴密。也就是說，官員的來曆很清楚。不識字的人，別想通過科舉一途做官；沒有進士文憑的人，別想做到頂級高官；老爹沒有立功的，就沒法兒靠“蔭子”的恩賞得官；一貧如洗的人，那就連捐官（花錢買官）的路都堵死了。 　　 　　像魏四的這個條件，想通過正常路子做到“位极人臣”的份上，那是想也別想。他只有靠“閹”了自己那寶貴的部件，才有做大官的可能。 　　 　　因此我們有必要先簡略說一下“宦官”這個群體的來龍去脈。 　　 　　宦官是怎麼煉成的？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個七七八八，在這里就不多說了，免得有汙視听。反正基本條件就是：是男人，但經過手朮，“命根兒”沒有了，成了面光無鬚、嗓音尖細的“閹人”。具備這個條件后，再進了皇宮，做了伺候皇帝和皇族的御用人員。這類半雄半雌的稀有人物，就是宦官。 　　 　　那麼，這宦官的“生源”從哪里來？途徑有四。一是在戰爭中擄掠的敵方適齡男童，二是因犯罪被籍沒官員的家屬，三是宮中太監回自己家鄉去招聘，四是自己主動閹割、申請上崗。最后這一條，也分兩種人，一種是希圖就此富貴上進，一種是貧困潦倒想找碗飯吃。當然，也不是割了“啰唆物兒”就一定能進得了宮的，這也需要候選。待人家選中了，才能聘任。 　　 　　一般對宦官怎麼稱呼呢？看電視劇里，好象都叫“老公公”。其實這里面學問大了。有人統計過，中國曆代關于宦官的官方與民間稱謂，竟有好几十種，這在古代職官的稱謂中几乎絕無僅有。看得出，古代的中國人在這方面，充滿了幽默感。 　　 　　歸類來說，以生理特色來稱呼宦官的，有閹人、奄人、腐人、腐夫、刑余、刑臣、刑隸、刑人。以他們的工作性質來稱呼的，有宦者、宦官；因為宦官掌管的是皇宮內苑事務，所以又稱宮人、內宰、內小臣、閣人、寺人。以他們常任的一些職稱來表示宦官的，稱為司宮、閽寺、黃門、內常侍、中常侍、內監、少監、宮監、太監。以服飾來指代宦官的，叫做貂珰、內珰、珰。也有以宦官所處的環境來稱呼他們的，因為皇帝住的地方稱內廷，也稱禁中，所以叫宦官為中官、中涓、內臣、內侍、內宮、內豎。 　　 　　還有，要是宦官被皇帝派出宮去專差辦事，就稱為中使；因為宦官受皇帝寵信而驟然富貴，這樣的就被稱為中貴。而朝官們對宦官也有蔑稱，比方：熏余、凶豎、閹豎、宦豎。至于一般人對他們的尊稱，就比較簡單了，一般就叫爺或公公。——好了，不舉例了，再說下去，頭都要暈了。 　　 　　中國的宦官，最早出自何時呢？据說商代就有，到周代漸成制度。《周禮》上稱他們為閹、豎、寺，這都還不是貶義。指的是“看門的”（所以“閹”從“門”字旁），或是“伺候人的”（寺就是“侍”）。 　　 　　那麼皇帝老爺子要宦官來干什麼呢？最早就是看門，收發室的干活，監視出入的各色人等。“閹”、“豎”、“黃門令”的叫法，都是來自此職務（“黃門”也就是皇宮之門）。后來，宦官們又負擔起傳達命令、伺候起居之職。西周的時候，不僅王室有宦官，貴族家也有，相當于一般的家臣。到后來，才逐漸變為只有皇宮和藩王府邸中才有了，成了皇家的專用人才。 　　 　　這里要特別說明一點的是，秦和西漢的宦官，雖然多數是閹人，但也還用一部分士人，正常人和非正常人摻雜在一起。只是從東漢開始，宦官“悉用閹人，不復雜調他士”。（《后漢書*宦者列傳》）至于用閹人當宦官的目的，一般是說統治者怕正常人在后宮服侍，容易穢亂宮廷，保不住皇族的血統純正；還有一說是，皇帝考慮宦官沒有家庭，不容易謀私，可以做到盡忠竭力。依我看，后面一條原因，恐怕才是統治者真正看重的。因為在他們眼里，奴才靠得住，人才卻都不大保險。 　　 　　由于宦官與君主親近，所以往往容易得寵，進而插手政治。如果這樣，其身份就不只是伺候人的了。從春秋戰國時代起，齊國的豎刁、宋國的伊戾就開始參與國政。到秦末的趙高，則出任中丞相，其權勢可以總攬朝政、主持廢立皇帝了。他的“指鹿為馬”故事，盡人皆知。 　　 　　宦官集團從漢代起，就不斷禍亂朝政。在中國曆史上，以漢末、唐末的宦官為禍最烈。漢家天下，就是一場宦官政變“十常侍之亂”給鬧垮的。而唐代后期更甚，從肅宗到昭宗十八帝，無一不是由宦官所立。 　　 　　到了魏忠賢閹了自己跑進宮里的時候，情況已略有不同。宦官在明朝，才被普遍稱為“太監”。 原因是，明代在宮中設置了由宦官所統領的二十四衙門，各設了一名掌印太監。“太監”這個職稱，原本指的是明代宮中的上層宦官。但此后，“太監”一詞逐漸泛化，變成了對宦官帶有尊敬色彩的通稱。明朝的宦官，氣焰已經略遜于漢唐，基本不可能掌控廢立了，但是也很有特色，為害一點兒也不比前代差。 　　 　　明代的宦官不僅机构龐雜，而且人也多，到明末人數已達10萬以上，堪稱空前絕后。雖然朱老皇帝在開國后對宦官約束甚嚴，“洪武十七年鑄鐵牌。文曰：‘內臣不得干預政事，犯者斬。’置宮門中。又敕諸司，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。”（《明史*職官志》）但由于他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制度，導致皇帝工作負擔太重，他本人和他的后代皇帝又不得不啟用宦官分擔政務。結果使宦官干政合法化、制度化、長期化，比如，司禮監秉筆太監握有“批紅”權（即用硃筆代皇帝寫詔書）；司禮監掌印太監的權勢高于內閣首輔；司禮監督提督東廠太監掌握了最高偵察權。太監群體正式成為國家机器的一部分，而且占据的都是“近水樓台”，所以權勢薰天。很容易壓倒外廷大臣。 　　 　　以此來說，明朝也是宦官的一個黃金時代。某些缺了“下邊”的人，如果机會好的話，就很有可能在這個時代大露一手，千古留名。 　　 　　看來，魏忠賢對自己下手的這一刀，是下對了！ 　　 ★★★★★★★★ ★★★★★★★★ ★★★★★★★★ 　　 　　 　　　 　　但是進了宮，又趕上了好時代，並不等于就一定能飛黃騰達。魏忠賢最先干的是“小火者”，即宮中雜役。須知，在宦官群體里，不全都是官兒，其下層也是勞動人民，只不過是御用的罷了，做的都是倒馬桶、掃院子一類的活兒。 　　 　　這離“內監”的金字塔頂，還差了十萬八千里。 　　 　　明朝在此之前，也有兩個權勢名氣足可與發跡后的魏忠賢相媲美的“大珰”，一個是英宗時代的王振，一個是武宗時代的劉瑾。但是，人家那兩位公公都識字，且學問都不錯。 　　 　　王振，年輕的時候就是個儒生，飽讀詩書，可惜八股文不過關，屢試不第，最后連秀才文憑都拿不到。后來到某縣任教官教書，依舊困頓潦倒，“九年無功”。（清 查繼佐《罪惟錄》卷29《宦寺列傳*王振》）一怒之下犯了法，被判充軍。恰逢成祖朱棣這時候想招一批有學問的閹人，任務是教宮內婦女識字。王振看准時机，毅然自宮，進了紫禁城。 　　 　　這人一開始就有野心，不甘心當婦女掃盲教員，后來終于讓他等到机會。宣宗時候，皇帝要提高宦官隊伍素質，在宮內設宦官學校“內書堂”，王振有幸成為學員之一。因他以前基礎就好，很快便脫穎而出，宮中都尊稱他為“王先生”。宣宗欣賞王振的文采，任命他為東宮“局郎”（太子宮中太監設有六個局，局郎為下級宦官），陪侍太子朱祁鎮讀書，深受信賴。 　　 　　太子繼位為英宗，王振由此得以擅權，鬧出了好大動靜，不少王侯公卿都稱他為“翁父”。 正統十四年（1449），他心血來潮，誘導英宗親征瓦剌，鬧得明朝50萬大軍全軍覆沒，讓堂堂大明皇帝當了戰俘。他也被護衛將軍樊忠一怒之下，當場一鐵錘砸爛了腦殼。 　　 　　正德年間著名的大太監劉瑾，本姓談，六歲時被太監劉順收養。后凈身入宮當太監，遂改姓劉。他也是自幼讀書識字，心机极深。進宮后，湊巧侍奉太子朱厚照（也就是后來的武宗），大受寵信。朱厚照繼位后，劉瑾數次升遷，最終當上司禮監掌印太監，領袖內廷。 　　 　　他專擅朝政，動靜也是鬧得好大，奏章都可以晚上拿回家去自己批，時人稱他為“立皇帝”，武宗為“坐皇帝”。 后來栽倒，被判凌遲之時，從他家中抄出“金二千九百八十七萬兩、元寶五百萬錠、銀八百余萬兩”，其余珍寶無算。（《明史紀事本末*補篇》）2001年《亞洲華爾街日報》將劉瑾列入過去1000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單，不僅留名后世，而且揚名國際。 　　 　　　　綜上所述，這兩個人的發跡，除了他們富于心机之外，還得有三個條件：有文化，有野心，跟對了人。 　　 　　這三點，魏忠賢一條也不具備。他小子沒上過一天學；進宮當宦官不過是為了躲債、謀飯吃；進了宮后辛辛苦苦30年，到最后跟的人也不大對，跟了一個在“移宮案”中倒了霉的泰昌帝遺孀李選侍（西李）。 　　 　　他是怎麼在泰昌元年（1620）新皇帝暴死之后，搖身一變烏鴉成了鳳凰的？他是怎麼在蹉跎多年之后，一腳踏上了時運快船的？他是怎麼在天啟元年（1621）“眾正盈朝”的不利條件下，穩扎穩打最終贏了一把大滿貫的？ 　　 　　看來，所謂“正奇之道”、“順逆之理”、“福禍之机”，真是不可測的啊！ 　　 　★★★★★★★★ ★★★★★★★★ ★★★★★★★★ 　　 　　 　　 　　 　　 　　【魏家的苦藤上結出一顆苦瓜】 　　 　　 　　好了，閑話少說，書歸正傳。下面我們從河間府的窮鄉僻壤說起，看看這個地方，是怎麼出了個攪亂大明天下的巨奸閹豎的？ 　　 　　有人會說，窮鄉僻壤遠離繁華，無五色迷目、無妖冶亂心，出的應該都是淳朴鄉民啊。不錯，桃花源里是出良民。但中國也有一句老話，叫做“窮山惡水出刁民”。 魏忠賢，就是明代肅寧縣澇洼地里出的一個大大刁民。 　　 　　我倒是認為，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論。如果窮到了一定程度，出淳朴之民和出絕對刁民的概率都很小，最容易出的，是介于兩者之間的低素質國民。 　　 　　大明朝剛立國的時候，出淳朴之民的机率倒是最大。因為，朱元璋想要建立小農理想國，遷徙豪強富戶到京師和鳳陽，戰前的產權一律不認，不許富豪再多占田。農民不僅有田種，政府還鼓勵小農開荒種地，誰種了土地就歸誰。國家賦稅勞役不重，朝廷也很抓了一番教化，大環境有利于出良民。 　　 　　朱老皇帝還親自寫了聖諭“二十四字令”，教育小民要“孝順父母，尊敬長上，和睦鄉里，教訓子孫，各安生理，毋作非為。”其實這就是鄉約了，是明代的榮辱觀。政府還安排殘疾人，敲著梆子走村串戶的宣傳。工作到了位，老百姓自然安分守己。 　　 　　到了魏忠賢出世的隆慶二年（1568），情況早不一樣了。什麼和睦鄉里、各安生理？那是“百頭宮女說玄宗”，往事休提了！ 　　 　　那時候肅寧縣的老百姓，跟全明朝的人民一樣，正在水深火熱中。最大的問題，就是沒地可種。因為河間府離京師近，明末皇室和勛臣貴戚都愿意在這里圈地占田，胃口越來越大。他們占下的田，就是所謂的庄田，也叫官田。萬曆年間的《河間府志》載，官田已占一半還多，余下的民田又多屬富戶，窮老百姓早先的地，因為賦稅越來越重，大伙撐不住紛紛破產，早就給賣光了。 　　 　　失地農民只有租官田來種，一畝交三分銀子田租，災年也不減不免。官田的租金高，租官田來種，丰年也僅夠吃飽肚子；一到災年，不賣孩子那簡直就活不了。 　　 　　河間府的老百姓還有一個特殊任務，就是要給國家養軍馬，即所謂的“官馬民養”。這辦法是從宣德年間起定下的。指定的養馬戶，五戶養一匹，選一戶為“馬頭”。五十匹為一群，選一戶為“牧長”。一匹母馬，一年要向國家交一匹馬駒。養馬戶免交田租，而且還可以在官家草場上放牧。這辦法看起來是挺不錯，利國利民。可是，要是把馬養死了要賠，交不出馬駒則要拿錢來頂。而官家草場呢，早成了庄田，只能在自家地上種草。地里種了草，那吃糧朝誰要呢？ 　　 　　到這時候，再裝淳朴那就是傻子啦。小民活不了，就賣房子賣地賣孩子。要是還撐不住的話，就男的逃亡、女的改嫁、膽子大的去當車匪路霸。 　　 　　存在決定意識，屁股決定腦袋。河間府梨樹村的魏家，也是一戶小農。就這樣的環境，出了個魏忠賢，還真是順理成章。要是出了個陶淵明，那才是奇哉怪也，不符合因果規律了。 　★★★★★★★★ ★★★★★★★★ ★★★★★★★★ 　　 　　 　　 　　 　　 　　話說隆慶二年（1568）的大正月，月底，天氣已略見暖的時候，魏忠賢呱呱墜地。 　　 　　他的早年身世，史書里記載很簡略。因為是惡人，又是閹過的，不是什麼上得了台面的王侯將相，所以正史只是一筆帶過。倒是一些小說家言，描述得五花八門，多少能品味出這苦孩子的真實狀況。 　　 　　首先說生下來之后取的名，其說就不一。有說叫“魏四”的，這很有可能。因為古代的農民沒文化，喜歡按排行、或者按本家同輩大排行，以順序數為名。大皇帝朱元璋的爸爸，官名叫“朱五四”，朱皇帝本人的第一個名兒叫“朱重八”，就是例証。 　　 　　但也有說因那一年是戊辰年，故魏忠賢的老爹給他取名“辰生”。 　　 　　還有更離奇的，說是瀦龍河這一帶庄稼院兒的風俗，生了男孩不是請教書先生或鄉紳取名，而是要“碰名”。孩子下生3天后，老爹要在神龕之前燒上香，供上鴨梨、麻糖、大饅頭，燒紙磕頭，求老天爺給賜個好名。然后就出門去“碰”，在第一時間碰上什麼東西就取什麼名。 　　 　　比如，碰上娶媳婦的花轎路過，就叫“雙喜”；碰上當官兒的路過，就叫“富貴”或者“財旺”；碰見人家扛糧食路過，就叫“滿倉”；碰見牽馬的就叫“家駒”；碰見下雨了叫“秋雨”；碰見麻臉的叫“平凹”……碰見好事物，就能叫個吉利名，將來准定能成材。碰見不吉利的，取了喪氣的名，一輩子便出息不了。 　　 　　魏忠賢在自家排行老二，他上面還有一個長他10歲的大哥，叫魏釗。這是史書上也留了名的人物。魏釗是后來改的名，一開始也是“碰名”取的名。那日，他老爹剛一出門，一只大綠蜻蜓就撞在了腦門上，老爹心里一陣兒叫苦，只好給大兒子取名“青螞螂”。河北、北京一帶的土話，把蜻蜓叫“螞螂”（讀如“媽浪”，后一字輕聲）。 　　 　　名不是好名，果然人也就笨，据說魏青螞螂念了一年“社學”（明代的鄉村小學），戒尺挨了無數，連《百家姓》也背不下10句來。這臭名字就這麼一直叫著，直到40多歲，魏忠賢發跡成了“九千歲”，皇帝給魏青螞螂封了“肅寧侯”，在寫詔書之前才改名叫魏釗。取意“一手攥錢、一手拿刀”，有錢又有勢力。 　　 　　魏老爹給魏忠賢“碰名”的時候，因有了教訓，曾經再三誠心許愿，結果一出門，看見一條大黑狗正抬腿撒尿。得！只好取名“黑狗”——魏黑狗。 　　 　　這是小說家言了，聊博一笑。 　　 　　其實魏忠賢打小時起就是有學名的，叫魏進忠。后來隨娘改嫁，繼父姓李，所以又改叫李進忠。這前夫之子李進忠，過去南方的叫法是“拖油瓶”，北方鄉間的叫法是“帶胡魯子”。也有人說是魏忠賢切了命根兒進宮以后，怕給祖宗丟臉，才改姓李的。不管怎麼說，都能看出其身世之苦。 　　 　　到天啟二年，皇帝開始看好他，給他賜名“忠賢”，並恩准恢復原姓。他從此才以“魏忠賢”名世。 　　 　　他的名字改來改去，敘述起來就不大方便，所以本書從現在起，一般情況就一律叫他魏忠賢，省得麻煩。 　注——上文魏釗事,僅為小說家戲言,史載魏釗“蔭授為錦衣千戶”，且魏忠賢鼎盛時自己都已經58、9歲了，魏釗大概在天啟五年或者六年受蔭封，按說歲數早已經67歲以上了。 名不是好名，果然人也就笨，据說魏青螞螂念了一年“社學”（明代的鄉村小學），戒尺挨了無數，連《百家姓》也背不下10句來。這臭名字就這麼一直叫著，直到快70歲時，老弟魏忠賢發跡成了“九千歲”，皇帝給魏青螞螂封了“錦衣衛千戶”，在寫詔書之前才改名叫魏釗。取意“一手攥錢、一手拿刀”，有錢又有勢力。

真的是舉頭三尺有神明，人還是要安分守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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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至此，距離崇禎即位不過才一個多月，一棵虯結老樹，就被他連根拔起。
　　
　　自古英雄出少年。崇禎這一輩子，也就英雄了這一回。《明史》贊美他“承神熹之后，慨然有為；即位之初，沈机獨斷，刈除奸逆”，說得不錯！
　　
　　不過崇禎也並非了不得的神人。掃蕩魏忠賢的大胜，他是占盡了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。尤其“人和”一項不可低估。他一個人與一個集團對壘，若不是閹黨“恐外有義兵”，一百個崇禎也會被魏忠賢拿下。
　　
　　崇禎不動刀兵就平了大患，是他的至福，但也給他留下禍根。從此他在處理政務時，老是認為自己可以獨斷，且無往而不胜。當積重難返的內外問題擺在他面前時，他的天縱英明往往就不靈了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作惡多端，樹敵滿天下，只要保護傘一失去，自然有人會拼了命來攻。崇禎其實是坐收了漁利，唯一可獲高評价的，是他對事態節奏的把握极有分寸。魏忠賢實在不熟悉這引而不發的套路，所以應對失當，步步潰敗。
　　
　　朝中閹黨本來是魏忠賢最好的屏障，但到最后，這屏障一點兒都沒發揮作用。原因就在于，一開始大家都有懼禍心理，沒有人出頭說話。到后來，又是魏忠賢退卻得太快，以至于三軍失帥，一朝瓦解。
　　
　　大小閹黨既然連祖宗都可以賣了前來投奔，那是期待有很大回報的。所以在緊要關頭，還不會一時潰散。但魏忠賢的迅速繳械，使閹黨全體陷入了絕望境地，就是想要拱衛自己的主子都不可能了。
　　
　　結果就是：能溜的溜，能反水的反水。誰來拯救你，我的主子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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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小窗外忽然飄來一支催命曲】
　　
　　
　　事態發展至此，已無任何懸念。一個大人物的終局，就在眼前了。
　　
　　崇禎之所以要把魏忠賢趕出京城，估計是從諸臣的奏疏中體悟到，魏是一個能量很大的政治高手，如果不把他與閹黨其余的人分隔開，閹黨勢力是不好清理的，而且說不定遲早還會生事。
　　
　　以崇禎對魏忠賢下的結論來看，要剮十次也是夠的了，之所以還是以罪臣待之，放了老魏一條生路，是因為目前還在先帝喪期，開殺戒不太合時宜。對這種除了專權別無所能的大珰，只要政治上判了死刑，也就夠了。
　　
　　事情若就此了結，那麼老魏的結局也還不算太凄慘。害死了那麼多忠良與無辜，總還保住了一條命。政治上的失勢固然很窩心，但史上有几個權臣是能善始善終的？
　　
　　可是事情又有了變化。
　　
　　首先是攻魏的諸臣不能就此罷休。既然得罪了魏忠賢，就一定不能讓他有一點兒復起的可能性。皇權之下，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，萬一崇禎爺將來也活不長，或者萬一崇禎爺將來又賞識了哪個閹黨，事情在一夜之間翻過來，也不是不可能。
　　
　　因此在“擒賊先擒王”的規則之外，中國其實還有一條“搞人要搞死”的潛規則。
　　
　　就在魏忠賢下台之后的几日，攻魏的奏疏無日無之，目的也就是要把他搞死。
　　
　　此外，魏忠賢自己也有很大問題。他自天啟元年當了內廷的“領導干部”之后，就一直扶搖直上，沒受過大的挫折，缺乏必要的宦海曆練，心理承受能力較差。從被劾開始，對世態炎涼的反應就有些過激。
　　
　　當權之時，眾嘍啰今日通關節，明日報緝捕；今日送本來看，明日來領票擬；今有人送禮，明日有人拜見，何等熱鬧！而今一有風吹草動，登時車馬冷落。連親信劉若愚、李永貞，還有几個掌家，無事也來得少了。干兒子們更是絕情，一個也不來了。
　　
　　只有一個周應秋，跑來捧著魏公公的腳，大哭：“兒子如何過？”（《啟禎兩朝剝復錄》）忠心倒是忠心，也不過徒惹人笑話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除了對崇禎怨恨之外，對眾人的這種勢利心態也很激憤，交出魏家所有的封爵、鐵券等等，就是他的過激反應之一。
　　
　　這方面，他就遠不如崔呈秀“皮實”了。崔呈秀對宦海風波看得多了，走就走，決不張揚。一下台，崔呈秀就知京城不可久留，多留一天，眾人的彈劾就會升級一個高度。所以他連家財都來不及收拾完畢，把部分財寶埋于宅子地下，托付給几個家人照看，自己帶著老婆和愛妾立刻開溜。行前，連魏公公也不去拜別了，一切低調從事。
　　
　　崔家的車馬才出宅未遠，就見烏鴉似的一群人擁上來，圍住轎車。崔呈秀還以為是各衙門派來送行的，哪知道都是來“倒贓”的。那些人扯住崔家的人嚷道：“事既不成，還我銀子再去！”崔呈秀心理承受能力极強，只當听不見，催車馬快走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若有這等臉皮，那倒好了。跋扈了七年，看慣了別人的諂笑，他實在咽不下這口氣。安置鳳陽的詔旨一下來，他吃定崇禎再也不能把他怎麼樣了，心里反倒踏實，心想到了鳳陽，也“不失為富家翁”。
　　
　　于是他不顧崇禎有令要將他的家私全部籍沒入官，命心腹把金銀財寶四處轉移，轉移不了的，裝了40余車，准備起運鳳陽。
　　
　　他這樣想，也許有一定道理。前朝也有在政治上失勢、但可安享天年的大太監。萬曆十年的馮保就是一例。
　　
　　可是，人家馮保沒殺過人啊！
　　
　　還有，人家馮保是萬曆皇帝小時候的“大伴”（男保姆），你是嗎？
　　
　　魏公公忽略了這些，他只管做他的富貴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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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那些帶不走的家私，都散給門下眾宦官。又送了些給候家（客氏兒子家）做紀念。
　　
　　臨行前一晚，魏忠賢與李永貞、劉若愚等人說了半夜。說著說著，他想起先帝，不禁慟哭，眾人也哭個不止。
　　
　　据說，內廷大小宦官听說處分魏忠賢的聖旨下來，都茫然無措，多有惶惑而大哭的。但是內廷二十四監局的頭頭見徐應元已因通魏而被處分了，都不敢來道別。有那平日里受魏忠賢恩寵的，連禮也不敢送。只有客氏攜酒來送行，與在場的兄弟几個又哭了一場。
　　
　　第二天離京，場面冷冷清清，只有李永貞、劉若愚二人相送。魏忠賢向闕叩頭謝恩，望見三殿巍峨，不由嘆道：“咱也不知結了多少怨，方得成功，好不忍離！”說罷，洒淚而去。
　　
　　陪他前往鳳陽的，是他的親信李朝欽，還有家丁六十兒。這個李朝欽，是魏忠賢的貼身太監，据說實際上就是男寵，是真正的“死忠”一個。史料上也有另一種說法，說是李朝欽並未隨行，而是后來受李永貞派遣，去給魏忠賢飛馬報信的。我在這里采取前一說。
　　
　　走得雖然凄涼，但前“九千歲”出京，瘦死的駱駝怎麼也要比馬大！魏忠賢以平時蓄養的私人保鏢“八百壯士”做護衛，刀槍耀日，乘馬千匹，浩浩蕩蕩押著40車財富出發了。一個下台干部，能有這麼大陣勢，也真是令人難以置信。所以在此，我比較相信另外一種說法，那就是僅有壯士數十人，馬數十匹。就這也夠威風的了。
　　
　　李永貞曆來狡黠多謀，他擔心魏公公這麼招搖，又會惹出什麼事來，就勸魏忠賢謹慎些為好。魏忠賢不听，說：“皇上倘要殺我，就等不到今日了！”
　　
　　這支奇怪的隊伍，在押送太監劉應選、鄭康升的監督下，出都門南下。出城后，魏忠賢看見順天府通判孫如冽建的生祠，已被民眾拆得只剩敗壁殘垣，又覺好生傷感。
　　
　　劉若愚、李永貞等送了30里，長亭上，三人執手大哭而別。
　　
　　初冬日，頭上連南飛雁都沒有了，滿野是萋萋荒涼草。想想來京的那時候，是萬曆十七年（1589），那是什麼年月？
　　
　　那時還是21歲出頭的小伙子，轉眼間，“今日臨岐鬢發凋”。
　　
　　富貴一場。夢一場。人生真是不堪磨啊！
　　
　　云宵中的那些龍樓鳳閣，西苑里的那些洞天福地……咳，休矣，休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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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魏忠賢之所以要這樣大搖大擺地出京，也是有賭氣的成分在內。一是給世人看看，我魏某架子還沒倒掉。有先帝的遺言在，我到底還是個人物。二是給崇禎看看，你盡可以隨著性子來，但我畢竟是先朝老臣，大不了白帽子一頂去養老。你還能怎麼著？有本事把你哥哥全盤否定，再來整治我。
　　
　　他這一擺譜，當然有看不下去的。通政司使楊紹云馬上奏報，說魏忠賢身邊“嘯聚者多梟雄敢戰之輩，忠賢輦金而結之，安知無揭竿響應者乎？東南半壁，恐怕非寧宇矣！”
　　
　　這已經是在夸大其詞了，還嫌不夠聳人听聞，又說“況凝秀（崔呈秀之弟）已建旗鼓于浙水之上，同心合謀，與皇家作難，再以心腹爪牙為之內應，未雨之防，不可不早誁也。臣聞其在途擁兵千余人，皆久蓄亡命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聲勢鴟張，如叛逆然。與其降發鳳陽，待其叛也，而后擒之，勞師動眾，不若早肆市為便也。”（《玉鏡新譚》）
　　
　　“建旗鼓”，就是拉隊伍造反。崔凝秀當時在浙江任總兵，有點兒兵權不假，但如今怕也是提心吊膽在過日子，怎麼可能扯旗起事？這道奏疏，將魏忠賢出京的排場無限放大，成了炫耀武力。這就是想激怒崇禎，下令宰掉老魏。
　　
　　不管造反的事情有沒有，這層意思是說出來了。崇禎這會兒當然不可能講實事求是。有沒有人跟隨吧？有。有就是叛逆，就是向皇帝示威。
　　
　　加之這几天奏疏特別多，都是敦促崇禎“除惡務盡”的。崇禎看罷，果然被激怒，于十一月初四給兵部發去一道諭旨：
　　
　　逆黨魏忠賢竊國柄，奸盜內帑，誣諂忠直，草菅多命，狠如狼虎。本當肆市以雪眾冤，姑以從輕發鳳陽。豈巨惡不思自改，致將素蓄亡命之徒，身帶凶戈惡械隨護，勢若叛然，朕心甚惡。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，前去扭解，交押赴彼處交割。其經過地，方著該撫按等官多撥營兵，沿途護送。所有跟隨群奸，實時擒拿具奏，毋情容賂賄。若有疏虞，罪有所歸。
　　
　　兵部不敢怠慢，馬上派千戶吳國安帶人去追。
　　
　　這就是緹騎。抓魏忠賢，他們就敢出京了。所謂“扭解”，就是綁起來押送到目的地，交給皇陵管理處。
　　
　　這對魏忠賢，還只是個侮辱，沒說要他的命。主要是想把他帶的那一伙人給擒住，不能讓他們成氣候。
　　
　　就在魏忠賢離京的這兩天，李永貞、王朝用按照事先的約定，頻頻派人將京城情況飛報給途中的魏忠賢。
　　
　　沒有什麼好消息。想都能想得到的，這回輪到閹黨紛紛落葉如振槁了。周應秋、田爾耕、朱童蒙等被拿掉，徐應元被打發到顯陵去了；各鎮監軍太監都已撤回；起復東林黨的話頭也被提起。
　　
　　“悵望南云鴻雁斷”！這個季節本來就不好，一次次的密報又如反復的錘擊，讓魏忠賢的心情十分抑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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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魏忠賢一行出京后，一路經良鄉、涿州、新城、雄縣、任丘、河間、獻縣，于十一月初六日，到了阜城縣地面。在距縣城20里的新店，只見后面遠遠地來了四個人，都騎著馬，像是番子手（東廠偵緝）的模樣。
　　
　　四位長髯公揚鞭直奔轎前。魏忠賢望見，不知有什麼事，吃了一惊。只見其中一個跳下馬來，向魏忠賢磕了個頭，起來走到近前，附在耳邊說了几句，又跳上馬。四人便如飛而去。
　　
　　四人走后，魏忠賢只是在轎中老淚交流。
　　
　　原來，這是他在京中的死黨派人送了信來，說皇上已向兵部下達了逮捕令。
　　
　　李朝欽不知為何事，打馬趕到轎前，見魏忠賢流淚，心知不妙，低聲問道：“是何事？”魏忠賢道：“皇上著官校來，扭解到鳳陽，還不許你們跟隨哩！”
　　
　　李朝欽一听，知道徹底完了，也淚如雨下。魏忠賢道：“且莫聲張，依舊趕路。”
　　
　　是日晚，來到阜城縣城。這地方比較偏僻，店鋪不多。魏忠賢一到，人馬把客店几乎都給擠滿了。魏忠賢在縣城南關揀了一間較大的店住下，店主叫尤克儉。
　　
　　饒是如此，這個店還是簡陋得難以忍受。門窗透風，爐火不暖，一燈搖曳。
　　
　　隨從的廚子做了精美飯菜，魏忠賢也無心下咽。飯后，他叫李朝欽與其余諸人先睡了，明早好趕路。自己在燈下僵臥長嘆，想事情。
　　
　　他萬料不到：不到兩月間，赫赫權勢就成了南柯一夢。昔日公卿的性命也是捏在咱手里，今日卻連小兒也都可來唾一口，這天上地下的差別，怎麼能忍？
　　
　　錯就錯在小看了新皇帝的韜略，以為黃口小兒又能狠到哪里去。卻不知，錯過了一日，就丟了一世，如今再無反手的机會了。隨身雖還有千余壯士可用，但即便是逞了匹夫之勇，反他一家伙，也是杯水車薪。看出京時的那景象，又怎能有人來呼應？還不是死路一條。
　　
　　無論怎麼說，都逃不過這一剮了。那緹騎詔獄、十八般刑具，昨日都是我以之對付東林黨的，這滋味真要讓我自己來嘗，豈不是讓天下人笑話死？
　　
　　据說這晚上，旅舍外有一位從京師來的白書生，一直在唱一支小曲《挂枝兒》，聲极凄涼：
　　
　　听初更，鼓正敲，心兒懊惱。想當初，開夜宴，何等奢豪。進羊羔，斟美酒，笙歌聒噪。如今寂寞荒店里，只好醉村醪。又怕酒淡愁濃也，怎把愁腸掃?
　　二更時，輾轉愁，夢兒難就。想當初，睡牙床，錦繡衾 。如今蘆為帷，土為炕，寒風入牖。壁穿寒月冷，檐淺夜蛩愁。可怜滿枕。凄涼也，重起繞房走。
　　夜將中，鼓冬冬，更鑼三下。夢才成，還惊覺，無限嗟呀。想當初，勢傾朝，誰人不敬?九卿稱晚輩，宰相謁私衙。如今勢去時衰也，零落如飄草。
　　城樓上，鼓四敲，星移斗轉。思量起，當日里，蟒玉朝天。如今別龍樓，辭凰閣，凄凄孤館。雞聲茅店月，月影草橋煙。真個目斷長途也，一望一回遠。
　　鬧攘攘，人催起，五更天氣。正寒冬，風凜冽，霜拂征衣。更何人，效殷勤，寒溫彼此。隨行的是寒月影，吆喝的是馬聲嘶。似這般荒涼也，真個不如死
　　
　　這分明就是催命曲啊！听得魏忠賢萬念俱灰，長嘆一聲：“似這般荒涼也，真個不如死!”
　　
　　《明季北略》里記錄了這首曲子，並說“時白某在外廂唱徹五更”。我們就姑且信之吧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想了半夜，想好了，獨自起身，解下腰帶懸梁自盡了。李朝欽從夢中惊醒，見魏忠賢已經挂在那兒了，知道自己也是沒活路，跟著便也上吊了。
　　
　　天亮后，家丁六十兒見房里沒有動靜，開門一看，一雙人在那里吊著，嚇坏了，便嚷將起來。押送太監劉應選也被惊動，進來看見老魏死了，大惊。他怕皇帝怪罪下來，索性叫心腹搜了搜魏忠賢的身上和屋子里，把值錢的東西拿了些。然后大呼小叫，謊稱魏忠賢跑了，乘馬向南而去，從此便沒了蹤影。
　　
　　另一個監押官鄭康升聞訊到房內看時，見二人何曾逃走，不正雙雙吊在梁上麼？連忙找來了地方鄉保，申報本縣。一面通報上級撫按，即刻差官檢驗。
　　
　　差官會同知縣來到南關客店內，恰好錦衣衛官校吳國安等也到了，就會同勘察了現場，認定死的是魏忠賢、李朝欽無誤。又查得行李內玉帶二條、金台盞十副、金茶杯十只、金酒器十件、寶石珠玉一箱等物，都開列了清單報都察院。隨行的人役，交給錦衣衛官校並監押太監帶回京覆命。又讓地方上買棺收殮，候旨發落。
　　
　　消息傳出，當地人都來看熱鬧，一片雜亂。“八百壯士”和隨從怕承擔“從逆”的罪名，誰肯被帶回京，便趁亂把40車行李大部瓜分，一哄而散。
　　
　　家丁六十兒沒跑，他在收殮時哭道：“老爺枉做了一場大夢，今日見閻王爺不知怎的發落？”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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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魏忠賢自縊的消息，到了十一月十九日，才由直隸巡撫上報到崇禎那里。崇禎批復“姑與掩埋”，指示將行李解到河間府然后奏明情況，並叫把押解官鄭康升解來司禮監問訊。至于魏的家人六十兒、店主、騾夫，審過以后就可以放了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死了！
　　
　　這好消息來得太急，也來得太晚！百姓們一片歡呼，不少人從鄰近几十里遠跑來看奸賊下場。
　　
　　民間的怨怒，壓制只能是一時。一有突破口，就會奔涌而出，
　　
　　時隔半年不到，民間就有大量描寫魏忠賢亂政的戲劇、小說問世。先有《警世陰陽夢》，繼有《魏忠賢小說斥奸書》、《皇明中興聖烈傳》、《新鐫魏監磨忠記》等。有關史著也相繼問世，如《玉鏡新譚》、《楊大洪先生忠烈實錄》、《周吏部紀事》等，風行一時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的形象，自那時就基本上定格。380年來，無人能翻，也無法翻過來，盡管“余孽”們在后來也有蠢動，但往惡人身上貼金，要想成功，除非全天下的良心都滅絕干凈，那是連秦始皇也做不到的！
　　
　　有些人死了，臭名千年萬年為人唾罵。有的人還活著，不知命運是否能好一點點？
　　
　　
　　【橫掃一切牛鬼蛇神，全無敵】
　　
　　
　　魏忠賢一死，閹黨作為一股政治勢力，就完全失去了能量。雖然他們人還在朝中，卻個個都成惊弓之鳥，只能縮著頭等挨宰了。
　　
　　繼清除了魏忠賢之后，崇禎下一步要干掉的，是另外兩個首惡——崔呈秀、客氏。
　　
　　十一月初九日，魏忠賢已吊起來了，但京師並不知道，對崔呈秀的總清算就開始了。戶部員外郎王守履上疏，論其可殺之罪。崇禎批示：將崔呈秀“先行削了籍為民”，然后交三法司會勘。
　　
　　人拿到三法司去會勘，就是要定罪。昔日堂上高官，今日要成堂下罪囚了。
　　
　　此時崔呈秀在老家薊州，將搜刮來的古玩珍寶陳列于室，日日與妻妾飲酒作樂，正是活一天算一天的時候。听到要會勘的消息，知道這鬼門關是一定要進的了。到十一日，他在家中與寵妾蕭靈犀縱情飲樂，喝完一杯，就砸掉一件珍异酒器。而后，帶著無限不甘之心，也上了吊。那如花的小妾靈犀，則以利劍自刎而死。
　　
　　丑類們在世時只恨忠良不早死，可是自己又活了有多長？他們只恨四海寶物不能盡歸己有，可是能否有一顆珍珠帶過奈何橋？
　　
　　在猖獗之時，即便有人跟他們說這個，他們恐怕也沒有時間來听。笙歌夜夜，哪一場能舍得拉下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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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崔賊死不足惜，倒是可惜了殉節的這位蕭氏。她生在寶坻，原是三河縣的一位名妓，乳名叫寶娘，別號靈犀。蕭靈犀姿容絕世，歌舞無雙，雖生長在青樓，卻不是倚門賣笑的淺薄之流。吟詩、畫蘭、彈琴、下棋，無所不通，也是個“秦淮八艷”似的絕世人物。
　　
　　崔呈秀是個好色之徒，据說有美妾百人，娶了蕭靈犀后，萬千寵愛集于她一身，一刻不離左右。在崔呈秀懸于書房二梁之后，靈犀不愿再淪落煙花巷中，便以死報主，做了個烈婦。
　　
　　薊州知府委托兵備道的守備，前來勘驗了現場。眾官並不把崔呈秀之死當回事，卻都嘆息這靈犀之死。
　　
　　情況上報后，崇禎有旨曰：“逆黨崔呈秀負國忘親，通同擅權，雖死尚有余辜，著法司按律确擬，暴著其罪，以垂永戒。”（《明思宗烈皇帝實錄》）崔呈秀的兒子崔鐸、弟弟崔凝秀也都被遣戍。
　　
　　剩下一個客氏，就好收拾了。這個蛇蝎婦人自九月被放出宮后，也是在無奈中苟活，日日縱酒銷愁。十一月十七日，崇禎再無客氣，叫太監王文政把客氏押到宮里的浣洗局，著實審了再說。
　　
　　魏、崔自殺，逃脫了懲罰。留下一個客氏，就不容她那麼輕松去見閻王了。估計是崇禎有令，只要審出一點兒問題，就往死里收拾。
　　
　　客氏被上了刑，立刻招認：有宮女8人怀孕，都是她私自帶進宮的隨身奴婢，在宮外面肚子就大了，准備效仿呂不韋事，給天啟皇帝准備几個假兒子。
　　
　　此口供一出，她哪里還得活？立刻在洗衣房被太監們用竹板子活活打死了（笞掠而死）。
　　
　　那一刻鬼哭狼嚎，也是夠慘的。不過恐怕也是趙選侍、裕妃、馮貴人、胡貴妃和王安的冤魂一起來纏她，令她不得好死。
　　
　　舊社會婦女地位低下，連坏人都是。一個犯人，就這麼如私刑一般給打死了，崇禎連個話都沒有。
　　
　　客氏那個盜寶的兒子候興國，也被逮入詔獄，嘗到了酷刑是什麼滋味。几天后，與魏良卿一塊兒被砍了頭。客氏的侄子客光先、客璠等遣戍邊地。
　　
　　閹黨里，死的還有一個李永貞。他是一個非常狡猾的人，發覺風向不對，在崇禎即位四天后就上疏告病，想開溜。到九月，崇禎才批准。十月初，他把自家外宅的小院砌死，自己藏身在里面，晝夜讀書打發時間。墻上留有小孔，遞進飯菜。到了十月二十六日，他听說皇上批准魏忠賢辭職，以為沒事了，便拆了墻出來。
　　
　　他想趕緊去和徐應元聯絡，把事情化解一下，卻不料徐應元在十一月初給發到顯陵去了。李永貞這才有點兒慌，越慌越出錯，他竟拿錢去打點王體乾、王文政、王永祚三個太監，每人五萬兩，讓他們在崇拜禎面前多多為自己美言。
　　
　　這三個人，這時候哪敢營私舞弊，掉頭就把收的銀子交給崇禎了。李永貞得知，嚇破了膽，與外甥孫良濟一起化妝逃跑了。其實，崇禎這時候還不想殺他，只下詔把他也發往顯陵。可是聖旨到家后，家人也說不出人跑哪兒去了，其兄李成嚇得自殺了。
　　
　　到十二月九日，李永貞被抓獲，押送到顯陵去了。這麼一折騰，他的另一個哥哥李奉也因憂懼而死。
　　
　　轉年是崇禎元年。二月，李永貞和徐應元被轉至鳳陽。三月，有人重新提起話頭，李永貞倒霉，被逮至刑部議罪。六月會審，結果是擬斬。他在獄中多次自殺未遂，到七月，腦袋還是給砍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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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這個時候崇禎的做法，與他后來的剛愎、急躁作風截然不同。他此刻思維縝密，在對付一大堆閹黨人物時，抓住閹黨人士的僥幸心理，不徐不急，步步深入，分批收拾。沒引起任何混亂，就掃掉了滿朝的烏煙瘴氣。
　　
　　《烈皇小識》說他“以孑身出入于刀鋒劍芒之中，不動聲色，巨奸立掃”，絕非溢美之詞。
　　
　　當時朝中的言官——給事中和御史，大多都是投靠閹黨上來的，整肅閹黨，不能指望他們。崇禎就緊急提拔了曹師稷、顏繼祖、瞿式耜、吳煥等人為言官，讓他們大膽揭發。只要有人出頭，就好辦。其余言官為洗刷自己，也紛紛倒戈，聲討昔日的主子——娘沒奶了就不是娘。
　　
　　從天啟七年（1627）的十一月起，清算風潮陡然涌起，一直持續了一年多。
　　
　　趁著魏忠賢敗死之机，崇禎發布命令：第一，對元凶客、魏、崔，要早定“爰書”（判決書）；第二，對“五虎”、“五彪”等，按照言官彈劾的順序，由法司依律擬罪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閹黨勢力你不掃，他不會自動跑掉。此時主持清理工作的刑部尚書甦茂相、左都御史曹思城、大理寺左少卿潘士良等都是老資格閹黨，他們哪里肯賣力？拖了一個月，才在崇禎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將客、魏的判決書呈上，崔呈秀的還沒做出來——這哪里是明朝的速度，簡直是現代的風格了。
　　
　　崇禎大為不滿，要給閹黨分子一點兒顏色看看，下令將魏忠賢屍凌遲、斬首，懸首河間府；在薊州將崔呈秀屍斬首，客氏屍亦斬首示眾。
　　
　　這腦袋是砍給活人看的，在此重要典震懾之下，對魏黨的第二波整肅浪潮開始了。
　　
　　在大臣中，戶部尚書張我續、兵部尚書兼薊遼總督劉詔、工部尚書孫杰、左副都御史李夔龍等一批要員被免職。其中李夔龍、倪文煥、田吉等后又升級為在原籍追贓。
　　
　　太監中，李實被降職，安置到南京；涂文輔降為小火者（打雜的）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的親屬中，魏良卿——中國第一民工兼菜販，砍頭；女婿楊六奇等一大批親族永戍瘴地。
　　
　　錦衣衛打手田爾耕、許顯純等削籍、抄沒家產，后又升級逮至刑部論死。
　　
　　這就是現世的報應！狂風怒卷之下，魏黨群丑狼狽不堪。
　　
　　狗官，居然也有今日？
　　
　　戶部尚書張我續，昔年有一個女仆是魏忠賢的本家，他將這個魏小姐“加于嫡妻之上，進京八抬，稱‘魏太太’”，公然以魏家姑爺自居。這假姑爺被免官回籍后，百姓恨极，欲攔其轎毀其面！
　　
　　原宣黨頭子、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，听說魏忠賢斃命，立刻精神失常，癲狂而死，其家為被害者所破！
　　
　　“十狗”之一、太仆少卿曹欽程罷官，不為江州南康鄉里人所容，爭唾其面，只好在湖口縣買宅居住，但湖口人士相約驅逐之！
　　
　　還有前首輔顧秉謙，雖然致仕居于昆山老家，也被人彈劾“獻媚圖寵，廉恥已亡”。家鄉士民更是憤而報復，一把火燒了顧家大片房產，將其家財哄搶一空。顧秉謙攜帶重要金逃往甦州租房居住，諸生不容，寫呈子給各衙門，要求驅逐。他惶惶如喪家之犬，只得轉避南京，不久病死！
　　
　　然而，閹黨殘余仍然在抵制清算，為了減輕自己的罪過，就故意對被追究者輕判。一面是民憤滔滔，一面卻是輕描淡寫。諸閹黨雖交給法司議罪，但定罪書卻避重就輕，形同包庇。
　　
　　這個定罪書一出來，引起輿論嘩然。
　　
　　山西道御史高弘圖三次上疏，說“五虎”、“五彪”不過是殺人去媚，真正動搖社稷的是劉詔、劉志選、梁夢環三賊。尤其是劉志選，七十白發老匹夫，為鉆營竟不惜攻擊皇后。
　　
　　三人因此相繼被逮。劉志選自知不免，也學了魏公公，上吊自殺了。
　　
　　山西道另一御史劉重慶也上疏，指李永貞、劉若愚、李實罪大惡极，若不刑之西市（砍頭），恐被害諸臣必不瞑目于地下。
　　
　　崇禎立刻准奏，將李永貞、劉若愚、李實和許顯純一起交給刑部，均論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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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清理閹黨的運動，在一個閹黨分子遍布的大環境下，猶如號召人家操刀割己，那是不可能痛痛快快的。閹黨如不從整體上搬掉，新政就無從談起，正人也無法起用。
　　
　　政治路線确定以后，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。這話不管是誰說的，都是真理。只換一個皇帝，只換一個“政治正确”的標准，不清理官員隊伍，又有何用？一切還不是照舊？
　　
　　崇禎把這一點看得很明白，他用了兩個辦法來應對這一困局。
　　
　　一是在崇禎元年（1628）四月，果斷啟用劉鴻訓為禮部尚書並入閣，使內閣有了很好的帶頭人。劉鴻訓，字默承，山東長山人，是萬曆四十一年（1613）進士。天啟元年曾任少詹事，負責的是太子的事情，是個閑職。后因得罪了魏忠賢而丟官。
　　
　　劉鴻訓與閹黨沒有任何瓜葛，執行崇禎的命令就不像其余閣臣那樣“肉頭”，到任后數月間，一連氣兒建議罷斥楊維垣、楊所修、阮大鋮、李蕃、賈繼春、霍維華等一幫想金蟬脫殼的閹黨分子，令人心大快。可惜閹黨分子仍有能量，于半年后便把這個劉鴻訓攆下了台。
　　
　　崇禎的第二手，是推翻《三朝要典》。這是明朝遇到的“兩個凡是”問題。《三朝要典》雖是閹黨炮制，但由天啟帝欽定，有先帝的“御制序”，要推翻它，人們不免投鼠忌器。
　　
　　但是讓它擺在哪里不動，就是新政路上的一座大山，導致閹黨不能盡罷、東林不能解放。
　　
　　崇禎元年（1628）三月，新任兵部主事別如綸就談到這一問題，認為應該刪削。四月，翰林院侍讀倪元璐又論此事，認為應該銷毀。
　　
　　倪元璐說，這實在是一部惡史，魏忠賢要借這“史”殺人，眾宵小要借這“史”攀爬；有此“二借”，談何公正？在史書中顛倒黑白，這就是魏閹遺跡，“逆黨之遺跡一日不滅，則公正之憤千年不釋！”這位當時的小知識分子的史觀，相當之進步，他痛斥道：“以閹豎之權，屈役史臣之筆，亙古未聞！”（《崇禎長編》）
　　
　　不僅是閹豎，任何強權加于史著的歪曲與粉飾，都無异于掩耳盜鈴！你那麼說，后代人真就那麼信嗎？
　　
　　崇禎原先不想去触動他哥哥的問題，但看了倪元璐的奏疏，大為折服。當時內閣輔臣之一的來宗道，對這個奏疏有個票擬，說是“所請關系重大，著禮部會同史館諸臣詳議具奏”。這是想把問題“研究研究”，擱置下來。崇禎果斷批示：“听朕獨斷行！”（《烈皇小識》）
　　
　　這是他主意已經定了，要推翻《三朝要典》！這是意識形態大翻盤，有人馬上如散考妣，怕這個文件一失效，“三案”再翻過來，自己要受牽連。
　　
　　經過廷臣之間的激烈辯論，崇禎認為火候到了，于五月初十日下詔：銷毀內外所有《三朝要典》及書板，並強調：“自今而后，官方不以此書定臧否，人才不以此書定進退。”（《崇禎長編》）由此，為大規模清洗閹黨掃清了最后的障礙。
　　
　　經過一年多的清理與反清理，到崇禎二年（1629）正月，崇禎決定要“定逆案”，也就是确定一個閹黨的正式名單，分類分等級，擬出處理辦法。第三波、也是最徹底的一次清理就此開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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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正月二十四日，崇禎召集內閣輔臣韓爌、李標、錢龍錫及吏部尚書王永光、刑部尚書喬允升、左都御史曹于汴等，下達了定逆案的方針、原則和具體標准。特別要求“卿等數日內确定，不許中書（祕書）參預”，由閣臣按等級分列名單，刑部尚書附上相應的懲治條例。
　　
　　但是這個臨時組成的專案組，非常不得力。首先吏部尚書王永光本人就是個閹黨，“素附黨，仇東林，尤陰鷙”——不是個什麼好鳥。
　　
　　再有韓爌、錢龍錫等都是端厚謙和之人，“不愿廣搜樹怨”（《國榷》）。現今的一般史家也都認為，他們對朝中殘存的閹黨勢力有所畏懼，企圖和稀泥。
　　
　　但我以為，韓爌是一位穩重老臣，他不愿把這事情搞徹底，是不想在定逆案這件事上對士林摧折過甚。天啟四年（1624）的時候，內閣里東林人士被驅逐干凈，就剩下他一個正人，他那時都沒怕過魏忠賢，此時怎能害怕魏的余孽？
　　
　　當年保護東林和今天保護閹黨殘余，在韓爌這樣的人來看，並不矛盾。他有他的一套理路，甚至考慮得更為深遠，只不過實踐証明：他想得不對。
　　
　　由于上述原因，第一次報上的名單僅有約50人。崇禎很不滿意，要閣臣們廣泛搜求，一個不能少，且要給予重處，起碼是削籍處分。
　　
　　韓爌等沒法子，又報了一次，不過還是几十個人。崇禎這次發火了，直接說他們辦事“不稱旨”，當面批評道：“忠賢一人在內，苟非外廷逢迎，何遽至此？”意思是說，假若只有這50多人，怎麼能掀起那麼大的浪來？崇禎又見內廷閹黨一個也沒涉及，便說：“其內臣同惡，亦當入之！”
　　
　　閣臣立刻表示為難，說外廷不知內廷的事。
　　
　　崇禎又火了：“豈皆不知，特畏任怨耳！“（夏允彝《幸存錄》）——你們是怕招怨吧？
　　
　　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。內廷與外廷的關系，向來微妙。韓爌他們考慮的是，不能因此而與內廷結怨，否則會給以后的內閣帶來無盡的麻煩。你崇禎皇帝撐死能執政多少年，內廷與外廷的關系卻是需要長期維護的。他們几個不愿意搞擴大化，我以為倒還不是為了私利。他們考慮的是內閣制度的長遠命運，考慮的是士大夫階層相對于皇權的某種獨立性，所以不愿意“整人”。
　　
　　几天后，崇禎又召韓爌等閣臣，打開一個黃皮包袱，里面全是諸臣以前為魏忠賢歌功頌德的“紅本”（奏疏）。崇禎說：“此皆結黨實跡也，當一一按入之。”
　　
　　韓爌等人知道崇禎真的是要撒大網了，只得隨他去，但是堅決不擔這個責任，說：“臣等職掌，唯司票擬。三尺法非所習也！”先秦時代以三尺竹簡書寫法律，故稱“三尺法”。法律這玩意兒，你找司法界人士去吧。
　　
　　崇禎也真是服了這幫人了，只好轉而責成王永光，讓他來干。但王永光哪里肯，推辭道：“吏部只諳考功法耳，不習刑名。”這個，我也干不了！
　　
　　不久就有人彈劾王永光，說他過去“陰附閹黨”，現在又“陰護持之”，他只得退出專案組。
　　
　　崇禎氣得沒了脾氣，把刑部尚書喬允升找來，叫他“据律定罪”。司法大僚，你總沒得推了吧？
　　
　　如此，又經過草擬第三、第四道名單。在崇禎的監督下，拾遺補缺，最后定下261人，罪分八等。文件名曰《欽定逆案》，于崇禎二年（1627）三月十九日，以諭旨形式向全國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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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据《明史*閹黨傳》七等定罪的名單是：(上帖誤為八等,今更正)
　　
　　一，首逆凌遲者二人：魏忠賢、客氏。這兩人犯的是“謀大逆”罪，判決僅為名義，因兩人早死並已經“正法”了。
　　
　　二，首逆同謀論斬者六人：崔呈秀、魏良卿、侯國興、李永貞、李朝欽、劉若愚。逆案公布時，前五人或自殺或已處死。考慮到這一等里目前一個能殺的也沒有，不大好看，因此把劉若愚頂上。可是劉若愚最終也沒死成，僥幸被寬恕，寫了一本閹黨實錄《酌中志》，很有名。
　　
　　三，交結近侍秋后處決者十九人：劉志選、梁夢環、倪文煥、田吉、劉詔、薛貞、吳淳夫、李夔龍、曹欽程、許志吉、孫如洌、陸萬齡、李承祚、田爾耕、許顯純、崔應元、楊寰、孫云鶴、王體乾。這一等里基本都是核心人物，只有一位級別相當低的，就是提議要把魏忠賢與孔子並祀的監生陸萬齡。
　　
　　所謂“交結近侍”，就是阿附魏忠賢，其罪名為“諂附擁戴”，也就是諸衙官吏與內官交結、泄露事情、夤緣作弊等。這些人皆被論以斬首，秋后處決。其中田爾耕、許顯純惡有惡報，被“請君入瓮”，遭到酷刑拷打。
　　
　　四，結交近侍次等充軍者十一人：魏廣微、崔應秋、閻鳴泰、霍維華、徐大化、潘汝楨、李魯生、楊維恆、張訥、郭欽、李之才。這一類多是廷臣，首要者為羅織陷害六君子的罪魁。
　　
　　五，交結近侍又次等，論徒三年、輸贖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：顧秉謙、馮銓、張瑞圖、來宗道、王紹徽、阮大鋮等。這一等里多是當年為“三案”翻案者。
　　
　　六，交結近侍減等革職閑住者四十四人：除黃立极、施鳳來兩人為閣臣外，其余為太監與客魏親屬。
　　
　　七，魏忠賢親屬及內官黨附者五十余人，另行處置。
　　
　　此外還有“附逆案”及“附逆案漏網”者若干。
　　
　　與欽定逆案的同時，南北兩京在崇禎二年還開始了“京察”，分別剔除了一些閹黨分子。
　　
　　對崇禎定的這個逆案，在當時和后世都有不同看法。不過大多數人都認為崇禎"除惡務盡"的干法，實為遠見卓識。不過，對于其中細節當時就有一些异議，有人說太過了，也有人說力度還不夠；有人說有漏網之魚；也有人說某人冤枉、不應列入，等等。些許誤差可能會有，但我以為，這都無關緊要了。
　　
　　政治問題，看大不看小。崇禎這一槌子砸下去，閹黨案才算塵埃落定。
　　
　　即使這樣，閹黨分子在明末及明亡后仍有死灰復燃的，以阮大鋮在南明時期鬧得最凶，到了抗清事小、對東林反攻倒算事大的地步，把個小朝廷弄得烏煙瘴氣。此乃后話。
　　
　　總之，牛鬼蛇神謀權有道，貪財有朮，但就是長不了。
　　
　　七年猖獗，三年橫暴，終歸是鏡花水月！
　　
　　魏忠賢最終是凄涼自盡，腦袋被砍下來，懸挂在河間府。因為這里是明朝出太監的兩大主產地之一，崇禎這麼處置，是想以此警告后來者。
　　
　　魏家在京中和肅寧老家的宅子被抄沒或平毀，金銀財寶也被送入內庫。時人嗤笑道：“可笑魏忠賢今日乞恩，明日乞賞，克國剝民，何曾留得一件自己受用？守得一件傳與子侄？何曾留得寸土自己養身？留得一間與子侄栖身？”（《梼杌閑評》）
　　
　　不僅如此，連累魏氏一門老小也跟著遭殃。据說，行刑時“俱駢首受戮，嬰孩赴市有盹睡未醒者，天下以為慘毒之報，無不快之！”（《明史紀事本末》）此事究竟有沒有，尚存疑，因為崇禎念他的几個侄孫不過是三歲小兒，是免了罪的。連小兒都不免，就算是人們所希望看到的吧！
　　
　　魏良卿為人還算謹慎，口才也好，才風光了几年就被滅了，還不如當初繼續蹲市場。侯國興据說簡直就是個智障了，與人說著話，打個哈欠就能睡過去。不過看他盜寶的那種貪婪勁頭，似乎也不糊涂。兩人都是進了詔獄后，被砍頭的。
　　
　　据說，魏忠賢在阜城自殺后，河間府肅寧老家的村里，凡姓魏的，都怕受牽連，一跑而空，几年后才敢回鄉，且都改姓了“衛”。
　　
　　說來數客氏最慘，不敢自己死，結果就是既辱且死。原本崇禎只命內廷“宮正司”先重打一百竹板，再發法司勘問的。結果人送到刑部監獄時，早已給打爛了，死了多時了。　　
　　
　　客氏死時，侯國興已被關入詔獄，宅子也被封了，家人逃個干凈，沒有人敢來收屍。
　　
　　据說過了四五天，才有個婦人到監前問客氏的屍首。獄官獄卒都想要錢，就回道：“發出去了。”婦人跪下哀求道：“我連日訪得，尚未發出去。如今她家已沒人，她兒子弟侄都在獄中，我是她老家的人，來代為收殮。”說著取出兩錠銀子送與獄官。獄官同意了，但牢頭不肯，說道：“几年的客巴巴，潑天的富貴，難道只值得這几兩？”婦人只得又拿出一二兩碎銀，眾人才道：“你到墻外等著。”
　　
　　少頃，牢洞開了，眾人將屍首推出。只見面目皮膚都已損坏，下半截只剩一團，血肉淋漓。那婦人見了，大哭一場，買了几匹棉布，將屍首緊緊纏好，雇人背去了。這個婦女，原是客氏的小叔侯七的侍女秋鴻，侯七不敢出頭，她就自告奮勇來辦了這事。（見《梼杌閑評》、《明珠緣》）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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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崇禎元年（1628）五月，刑部會審許顯純、崔應元等閹黨分子。許顯純以自己是萬曆孝靖皇后（即泰昌帝生母王氏）的外甥，要求給予減刑。
　　
　　年僅19歲的黃宗羲來京為父申冤，當時也在場，他嚴辭斥道：“顯純與閹构難，忠良盡死其手，當與謀逆同科。夫謀逆則以親王尚不免誅，況皇后之外親！”說著，從抽中抽出一柄鐵錐，猛刺許顯純道：“我看你招與不招！”錐鋒至處，血流遍地，嚇得許顯純伏地叩頭：“愿招！愿招！”崔應元也嚇得癱作一團。
　　
　　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，許、崔兩人最終被判死刑。黃宗羲也沒饒了崔應元，痛打他一頓后，拔了他的胡須去祭祀先父亡靈。
　　
　　李實在受審時辯解說，當年以他名義誣陷黃尊素等人的奏疏，是魏忠賢指使別人冒名在空奏疏上填寫的。在審訊前，李實還曾托人給黃宗羲送銀三千兩，乞求不要再追究他。黃宗羲嚴辭拒賄，並且上疏道：“李實當今日，猶能賄賂公行，其所辯豈足信！”
　　
　　崇禎見疏后下詔，令刑部復審，追究李實的賄賂罪。大堂上，李實還想狡辯，忽見黃宗羲從袖中抽出利錐，竟嚇得連喊：“愿招！愿招！”
　　
　　許顯純等人斬首之日，黃宗羲偕同被害朝官的子弟，設祭詔獄中門，祭奠忠魂，一時哭聲震天。黃宗羲把眾獄卒召集在一起，曉以大義，而后問道：“你等作惡，雖屬受人指使，但罪責難卸。只要你等講出誰是殺害家父的凶手，其余免究！”
　　
　　眾獄卒指認道：“是葉咨和顏文仲親手用毒葯害死黃公的。”二獄卒連忙跪倒在地，大喊：“饒命！”黃宗羲大喝一聲：“惡賊！豈可饒你！”抽出利錐猛刺，把兩個獄卒刺死獄中，以祭奠英靈。
　　
　　眾子弟祭靈的哭聲傳入宮內，連崇禎也嘆息道：“忠臣孤子，甚惻朕怀！”
　　
　　逆賊授首，忠正洗冤！
　　
　　凡豺虎當道、不可一世之時，不要以為無人能制。權勢之上，自有法制；若法不能制，必有人心；若人心不能制，終還有天道！
　　
　　如今，是天道轉回來的時候了。袁化中之子袁勛于崇禎元年二月最先上疏，開烈士子弟訴冤之先河。繼而，時為浙江諸生的黃宗羲上疏崇禎，字字血淚，曆述冤者慘狀，將迫害黑幕逐一向世人揭開。
　　
　　緊接著，戶科給事中瞿式耜上疏為楊漣、魏大中、周順昌鳴冤，其文堪稱古今第一正義檄文，字字作金石聲。
　　
　　十月，魏大中之子魏學濓上血書為父鳴冤。几天后，楊漣之子楊之易亦上血書。十二月，周順昌之子周茂蘭又上血書。
　　
　　這種浪潮，連崇禎也覺得招架不住了，連忙下詔制止，說血書原非奏疏格式，不要再上了。不過，他倒是認真讀過每一篇的，頗有触動。曾撰文將周順昌比做屈原、岳飛。在舊時，這可以說是最高的評价了。
　　
　　妖孽遁形，天地從此一新。
　　
　　這是少年對老朽的清算，這是正義對黑暗的聲討。在曆史上，正直的人難得揚眉吐氣，但只要有這樣一回，就証明大道不滅，公理永存！
　　
　　崇禎元年九月，有詔，為已故諸君子追贈榮銜、官職和謚號，備极榮耀。謚號中，大多都有一個“忠”字。
　　
　　這就是萬古的倫常！
　　
　　盡管他物換星移，盡管他潮流浩蕩，但總有一種東西，我們蔑視不得、拋棄不得，要永遠敬畏。
　　
　　那就是做人的最高准則——禮義廉恥。
　　
　　河之湯湯，海之渺渺，曆史之莽莽蒼蒼，都掩不住、淘不盡這人性之光！
　　
　　從善者，永向善之光明地疾行；為惡者，永向惡之淵藪處淪落。
　　
　　終极分野，即在足下。
　　
　　舉步者，可三思！
　　
　　（全文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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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但是這几個人的事机不密，這次密謀被崔呈秀偵知。
　　
　　崔呈秀知道李蕃、孫杰也攪在里邊，大怒。
　　
　　李蕃是何人？“十孩兒”之一！他最早是御史，和同僚李魯生一道投了閹黨，都是魏忠賢的刀筆匠。這兩人极能拍馬，他們先是諂附魏廣微，魏廣微下台后，又巴結馮銓。后來馮銓又被崔呈秀搞倒，他們又靠上了崔呈秀，而且直接當上了魏忠賢“義兒”。時人送了他們一個外號，叫做“四姓家奴”。
　　
　　那個孫杰，也不是什麼好東西，有人也曾把他列為魏忠賢手下“五虎”之一，在驅逐東林黨人周嘉謨的過程中出過大力。
　　
　　崔呈秀在閹黨中的地位，在他們這一伙之上，到此時也還能拿得住他們。他把李蕃叫來，臭罵了一頓；又找到孫杰破口大罵，威脅要查孫杰的經濟問題。
　　
　　孫杰自己不干凈，連忙告饒。崔呈秀就開出了一個條件，讓陳爾蕃上疏反擊楊所修。孫杰沒有退路，只好答應了。
　　
　　第二天，陳爾蕃果然有一道很不合時宜的奏疏上來，說楊所修上疏是“播弄多端”，原因在于東林黨的“葛藤不斷”。他請求崇禎，派東廠、錦衣衛及五城兵馬司在京始緝拿東林余孽。
　　
　　這是哪兒跟哪兒啊？
　　
　　崇禎的答復也很巧妙。他說：群臣的品流，先帝已經分辨清楚了，倘有奸人攪亂新政，當然要緝拿。但是不許揣摩風影，致生枝蔓。
　　
　　這話說的兩頭都貼，只有細加品味，才品得出，后面的一句才是真的：不許再提東林的事！
　　
　　李蕃、孫杰這一伙是被壓住了，但閹黨其他人的“自救行動”仍在進行。十月十四日，云南道御史楊維垣再劾崔呈秀。
　　
　　楊維垣是個反復小人，不過他此刻跳出來，還有一個背景。這是跟他表叔徐大化精心策划好的一個行動。
　　
　　徐大化是誰？魏忠賢的得力幫手之一！
　　
　　這真是讓人慨嘆。沒有原則而僅以利益結黨的小人，壓力一來，不等別人打擊，自己先就窩里反起來。他們焉得不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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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徐大化就是那個代魏忠賢擬旨反駁楊漣，寫得連葉向高都感到惊訝的人。這人詭計多端，魏忠賢誣陷六君子接受熊廷弻賄賂，就是他出的主意。
　　
　　閹黨也知道這人卑鄙貪婪，靠不大住，但為了反對東林黨，就管不了那麼許多了。徐大化后來依附魏忠賢，爬到了工部尚書的位置，在監督皇极殿工程時，放手收受賄賂，又挪用惜薪司的庫銀，被人告了一狀。魏忠賢也煩徐大化這副貪得無厭的樣子，就讓他回家閑住。
　　
　　他在家冷眼旁觀，認為魏忠賢已經搖搖欲墜了，就與表侄楊維垣商量，要楊維垣出面彈劾崔呈秀，以謀將來脫身。
　　
　　楊維垣的奏疏，很有策略，對崔呈秀“貪錢坏法”等問題的攻擊不遺余力，說是甚至已到了“指缺議价，懸秤賣官”的程度。但是對魏忠賢卻不吝贊美之詞，只輕描淡寫地說魏忠賢“獨是誤听呈秀一節，是其所短”（《崇禎長編》）。
　　
　　這個文章做得玄，几百年后的學者還在揣摩它的意思。有人認為，崔是當時魏最信任的人，攻崔就是變相的攻魏，其他贊美的話都是虛套。
　　
　　也有說楊維垣此舉是“丟卒保車”，想讓崔呈秀來承擔天啟時代的一切罪惡，從而保住魏忠賢，不使全線崩潰。
　　
　　我倒是認為，閹黨几乎沒有這種“一榮俱榮、一損俱損”的大戰略眼光。在這個時候，基本上采取的都是“誰跑得了，誰就跑”的原則，這是人格決定，無關乎智慧不智慧。
　　
　　楊維垣的奏疏一上，崔呈秀必須要有個態度，他連忙上疏辯解，同時請求回鄉去守孝。
　　
　　崇禎看了楊維垣的奏疏，仍是以靜制動，只說是要“和揖安靜”，要懂得“寧一之道”，不要生事，尤其不要輕議廠臣，當然說了也就說了，“姑不深責”。至于崔呈秀，就不要回老家了。崇禎還不想動他。
　　
　　楊維垣不肯罷休，四天后又上一疏，還是彈劾崔呈秀貪婪專權，而且還提到他“通內”。通內，就是交結宦官，所指是什麼，不言而喻。由此可見，楊維垣根本就不可能是“丟卒保車”。
　　
　　而且，在論述崔呈秀與魏忠賢的關系上，這道疏簡直是皮里陽秋。一方面在說，“廠臣尚知為國為民，而呈秀唯知招權納賄”；另一方面卻暗示，外人都說“呈秀于廠臣為功首（是廠臣的頭號走卒），于名教為罪魁（是知識分子中的敗類）”。
　　
　　奏疏開列的罪狀，件件屬實，崇禎心里有所動。不過只要處分崔呈秀，就等于倒魏運動開始。事關重大，他還要考慮一下。于是崇禎下詔說“諸臣進退，朕自有獨斷”；對崔呈秀的處理，只是批了“令靜听處分”。
　　
　　這一巴掌如果拍下去，能否有泰山壓頂之勢？
　　
　　崇禎考慮了整整兩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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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難為了這位少年天子，登大寶之后，身邊並無一個老謀深算者為他指點，全憑著天賦與多年隱忍練就的心計，在與舉朝的魏黨較量。
　　
　　他素所倚重的近侍太監徐應元，本該起到萬曆之馮保、泰昌之王安的作用，此時卻成了魏忠賢的內線，不從中搗亂就已不錯了，靠他出主意是根本指望不上。
　　
　　老丈人周奎，從利益上當然是要維護崇禎的。但此人只是個极其庸駑的中級官員，從他后來在崇禎末年的作為看，也是個毫無大胸怀的人。
　　
　　在崇禎十七年（1644）的三月十日，宣府已被李自成軍攻陷，北京到了最后關頭。崇禎派太監徐高到周奎家勸捐助餉。周奎那時已封了嘉定伯，崇禎之意是讓他給群臣帶個頭。還答應晉升他為候，以作為要錢的條件。
　　
　　這個老國丈周奎，卻死也不肯掏錢——“堅謝無有”。徐高悲憤難抑，質問道：“老皇親如此鄙吝，大勢去矣，廣蓄多產何益？”（《甲申傳信錄》）
　　
　　這真是皇親不急太監急。徐高憤泣曰：“后父如此，國事去矣”。周奎見推托不過，只得勉強認捐獻一萬兩。崇禎堅持要他拿出兩萬，周奎實在舍不得，就寫了密信請女兒周皇后從中周旋。周皇后倒還識大體，自己偷偷給父親墊了五千兩，還勸父親要盡力捐足數目。
　　
　　据說，周奎拿到女兒的這五千兩之后，當即就扣下了二千兩歸自己，到最后也沒交足捐款數目。他都這個樣子，群臣還怎麼可能踊躍捐款？
　　
　　在此7天之后，李自成大軍圍住北京，“四面如黃云蔽野”（《明季北略》）。
　　
　　連軍餉都發不出的軍隊，不知道為誰保家衛國。城外的京營“三大營”一哄而散，城上的老弱殘兵吃飯都沒人管。
　　
　　又過了兩天，北京陷落。李自成入城后，拷問前朝百官，追比錢銀。周奎也被抄掠，從他家中竟抄出現銀五十二萬兩，此外還有奇珍异寶、綾羅綢緞价值數十萬兩，都給闖王充了軍餉。
　　
　　周國丈，何其蠢！貪官之短視，其見識連兒童都不如。只知貪瀆之樂無窮，國家要是垮了，你那豪宅寶馬還留得住几日？
　　
　　無怪乎明人文秉在《烈皇小識》里說：“負君辱國，貽恨千古者，周奎也。”這個評价並不為過。
　　
　　這樣一個不成器的老丈人，怎麼可能給崇禎出什麼高明的主意？
　　
　　那麼，17歲的少年，何來如此老成？
　　
　　今人不可以今之眼光，來衡量古人的智力。古代無論士人俗人，子弟謀身立世都比較早。不似今日，30多歲還可充老少年，開口閉口還是“我們男孩子”云云。
　　
　　兩天后，崇禎考慮成熟，覺得倒魏的潛氛圍已經醞釀得差不多了，可以出手一擊。此刻，朝中雖無人可以借重，但可以靠閹黨自相殘殺來解決問題，總有人會見風使舵。同時，也可以期待低級別官員來擔任主攻，他們畢竟不是閹黨一伙，忍了這麼久，肯定要爆發！
　　
　　于是，向閹黨發起總攻的第一個信號發出了。十月二十日，有詔下：免崔呈秀各職，令其“回籍守制”，老老實實披麻戴孝去吧。
　　
　　崔呈秀這下子知道：完了！這個時候，他多一句話也不敢說，連忙收拾家財，回了老家薊州。黯然離京之日，威風掃地。
　　
　　這相當于明末政壇的“王恭廠大爆炸”，閹黨的巍巍大廈，開始傾斜了。
　　
　　朝野士民，凡是憎恨魏忠賢的人，無不雀躍鼓舞！
　　
　　十月里，響春雷。呵呵，豪情啊胜過長江水！
　　
　　有的讀者無緣體會這種感受，草民我愧長几歲，有幸經曆過類似的場面。數年惡政，一朝動搖；奸人落魄，萬民狂歡。有此一刻，那是不虛此生啊！
　　
　　崇禎的態度，极大地鼓勵了決心倒魏的一批人。昔日令人望而生畏的大人物，如今已無還手之力，人們怎能不躍躍欲試？
　　
　　憤怒者和投机家們混雜在一起，開始了集團沖鋒。
　　
　　十月二十二日，工部主事陸澄源首劾魏忠賢。他上疏言“四事”，即：正士習（端正干部作風），糾官邪，安民生，足國用。其中“正士習”才是制敵死命的匕首。
　　
　　他說，近來干部作風很成問題，“惟以歌功頌德為事”。比方，廠臣魏忠賢服侍先帝，論功行賞自有常規，但“何至寵逾開國，爵列三等，蟒玉遍宗親，京堂濫乳臭”？先帝也是，沒個聖君的樣子，“詔旨批答必歸功廠臣，而廠臣居之不疑”。最后鬧到外廷奏疏不敢明書魏忠賢姓名，生祠遍于海內，奔走狂于域中，把個廠臣抬到了周公、孔子的高度！
　　
　　對崔呈秀，他也沒放過，說崔“貪淫奸惡，罄竹難書”，御史們參他什麼“奪情”，不過都是細微末節！就說奪情吧，先帝在時，只說是因為三大殿工程未完。現在工程已完，他仍竊居兵部，意欲何為？——莫不是要搞兵變？
　　
　　崇禎對此的答復很有意思：“陸澄源新進小臣，何出位多言，且言之不當。本該重處，姑不究。”
　　
　　是啊，僅僅一個小臣發言，他怎麼能馬上就批准倒魏？崇禎要等更大的輿論浪潮到來。不過，既然說了，也就“姑不究”。什麼叫“姑不究”？就是言者無罪，你們就大膽來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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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春水融冰，勢不可當，大潮果然呼嘯而至！第二天，就有直隸巡按賈繼春上疏，繼續彈劾崔呈秀“不忠不孝”，話說得十分刻毒，大罵崔呈秀“說事賣官，娶娼宣淫；但知有官，不知有母；三綱廢弛，人禽不辨”（《明季北略》）——就差罵他是條狗了！
　　
　　這個賈繼春，是早年的浙黨中堅，跟東林黨是死對頭。在紅丸案、移宮案中給楊漣搗了不少亂，當年“李選侍上吊、皇八妹投井”的謠言就是他大肆散布的。后來他投了閹黨，也是一知名的骨干，在崇禎欽定“逆案”的時候，這家伙與魏廣微、顧秉謙、崔呈秀、劉志選、霍維華、田爾耕、許顯純等人，都屬半斤八兩的貨色。
　　
　　就連這樣的人也跳出來反戈，閹黨，危矣！
　　
　　與此同時，兵科給事中許可征也上疏倒崔。崇禎見火候到了，大筆一揮：“下吏部勘處！”什麼叫勘處？查問題，听候處理！
　　
　　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免職了，查出問題就要交法司論罪。崔呈秀，是徹底倒了！
　　
　　在這樣有節制的操控下，崇禎所期盼的輿論指向，自然會呼之欲出。當日，就有人開始揪后台了。兵部武選司主事錢元#(què)上疏，以崔呈秀事為切入點，直指禍首魏忠賢。
　　
　　這已經不是旁敲側擊了，而是堂堂正正的一篇討魏檄文。他說，“呈秀之敢于貪橫無忌，皆緣藉廠臣忠賢，今呈秀雖去，而忠賢猶存，威權所在，群小蟻附，積重之勢漸成難返，稱功頌德布滿天下。臣竊以為根株未盡也！”
　　
　　他直指魏忠賢“出身細微，目不識丁”，其危害卻不下于趙高、王莽、董卓之流。皇上要是念魏忠賢侍奉先帝有微勞，不妨饒他不死，勒令放歸私宅，解散他的死士，沒收他的私蓄，如此，內廷無禍起蕭墻之憂，外廷無尾大不掉之慮。至于魏良卿輩，速令解下綬帶，奪其官爵，讓他們以農夫身份而沒世。這也能彰顯皇上浩蕩之恩，于魏忠賢亦為自全之策。對其他爪牙，也應暴露其罪，或殺或流放，可致“奸黨肅清，九流澄徹”！
　　
　　錢主事還埋怨崇禎手太軟，是不是拘于先帝的托付，怕“割股傷肌”，才這麼慢騰騰的？
　　
　　此疏一出，閹黨上下才感到大禍臨頭：這不是倒掉一個崔呈秀就能完事的！
　　
　　崇禎知道這是激將法，不過還是沒動。他有他的日程表，只批了：“朕自有獨斷，業已有旨了，如何又來多言？姑不究。”
　　
　　按道理說，“姑不究”只是一個結果。因為什麼“姑不究”？是念錢主事動机是好的，還是念錢主事經驗不足？這些前提全沒有，就直截了當“姑不究”，這分明是在玩政治把戲。
　　
　　這時，魏忠賢已如坐針氈。如何應對？他一時還想不好。他的爪牙，也都慌了手腳，紛紛請求免職，崇禎一一照准，走一個算一個。有那不自覺的，崇禎親自點名免職，計有太監楊朝、李實、李希哲、馮玉等一干人，把魏在內廷的羽翼先剪除一部分再說。
　　
　　
　　經過這一天的震蕩，形勢已非常明朗。天啟年間，要是有敢這麼罵魏忠賢的，不立刻杖死就算至福，而今痛罵魏忠賢為趙高者，不過是個“姑不究”，真是恍如夢寐啊！鏟除大奸巨蠹，就在此時！千載流芳之功，就在今朝！不上，還等著干嘛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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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二十五日，又有刑部員外郎史躬盛上疏，論魏忠賢罪狀。他寫的奏疏，里面有一番話，簡直是一段好駢文：“舉天下之廉恥澌滅盡, 舉天下之元氣剝削盡, 舉天下之官方紊亂盡, 舉天下之生靈魚肉盡, 舉天下之物力消耗盡。”這一天，御史吳尚默也有上疏。
　　
　　小官們不是既得利益者，也不圖什麼私利，所以攻起魏忠賢來毫無顧忌。崇禎仍是在靜觀事態，未做答復。
　　
　　這給了魏忠賢一個錯覺，以為天啟臨死前的話，至今還有效力，崇禎不會拿他開刀。先帝屍骨未寒，當今皇上總還要給哥哥留點兒面子吧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如今還想以退為進，他沒有別的辦法，又拿出了從前的那一招——當面哭訴，說一說委屈吧。老頭子流眼淚，年輕皇帝也許會起怜憫心。
　　
　　崇禎還是沒態度（你又沒伺候我長大）。
　　
　　十月二十六日，一直靜觀的崇禎終于等到了他想要的東西。
　　
　　這一天，一個純知識分子、海鹽縣貢生錢嘉征，呈上了一本奏疏。標題挺長，為《奏為請清宮府之禁，以肅中興之治、以培三百年士氣事》，共列出魏忠賢十大罪狀，包括並帝、蔑后、弄兵、無君、克剝、無聖、濫爵、濫冒武功、建生祠、通關節等十項。
　　
　　閹黨猖獗已久，民間怨氣也壓抑已久。這位錢貢生好不容易盼到了能講話的一天，直抒胸臆，言為心聲，一篇好文章一揮而就。
　　
　　這文章就是今日來看，也覺得酣暢淋漓。他說：高皇帝垂訓，宦官不許干預朝政，魏忠賢卻一手遮天，杖刑立威，荼毒廷臣，連累士林。凡錢谷衙門、遠近重地、漕運咽喉，都安置心腹，意欲何為？先師孔子為萬世名教之主，魏忠賢何人，敢在太學之側建祠？古制非軍功不能封爵，魏忠賢竭天下之物力，建成三大殿，居然因此而襲上公，不知節省。寧遠稍胜，袁崇煥馬未下鞍，魏忠賢就冒封伯侯，設若遼陽、廣寧復歸版圖，又將何以封之？各郡縣請建生祠不下百余座，一祠之費，不下五萬金，敲骨吸髓，無非國家之膏血！種種叛逆，罄竹難書，萬剮不盡!
　　
　　這是繼楊漣彈劾魏忠賢“二十四大罪”之后，第一次有人如此系統地指摘微忠賢的罪狀。字字含怒，猶如當眾鞭笞元凶、直唾丑類。真是三伏天飲冰，大快人心！
　　
　　錢嘉征，字孚于，于天啟元年參加順天鄉試，以國子監生中副榜。他一個貢生，原是沒有資格給皇帝寫奏章的，所以他將奏章送到通政司請求代呈時，通政司使呂圖南怕惹出麻煩，便以奏章的格式稱謂有誤為由，要求重新謄寫，實際上是想阻撓封進。
　　
　　錢貢生是初生之犢，窮光蛋不怕你乘寶馬的，索性把呂圖南也捎上，說他是“黨奸阻抑”。呂圖南不服，上疏爭辯，事情就這樣鬧到了崇禎這里。崇禎發了話：把錢貢生的奏疏呈上來瞧一瞧吧。
　　
　　錢嘉征本來是因參加這年秋試而滯留在北京的，寫好了這道奏疏后，有人勸他還是不要冒險。他慨然對曰：“虎狼食人，徒手亦當搏之！舉朝不言，而草莽言之，以為忠義士之倡，雖死何憾？”（朱彝尊《靜志居詩話》）
　　
　　朱彝尊為他嘆道：“自漢、東京（北宋）、宋南渡諸太學生后，久無此風節矣。”
　　
　　好個“徒手亦當搏之”！這才是俠之大者，羞殺侏儒！
　　
　　好文章，坏文章，只要是极致的文章，都能掀起滔天巨浪。錢嘉征的奏疏，就是一篇极致的文章。他因此而一鳴惊人，后人也將之目為豪杰之作。
　　
　　當日，崇禎看了這小人物的奏疏，情有所動，忍不住拍案叫絕！這貢生，了得！
　胡椒八百解，珊瑚七尺高，以其為侈，著之史冊；以今較之，未知孰多孰寡，此非生民膏血耶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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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《七修類稿》中的這段話——
　　
　　
　　“胡椒八百解”，當是指元載，唐代人,出身貧寒，作到宰相時，權力已是一人之下，萬萬人之上。但他的欲望無休無止。直到他被絞殺滅門之后，從他家中抄的有金銀珠寶，鉆石瑪瑙，古董玩意，還有長安城內廣建的住宅。可是最讓人嘆為奇觀的，最難以置信的就是，抄家的物品中居然有八百石胡椒。
　　
　　据有人計算過，唐時一石重為現在的79320克，那麼八百石就是現在64噸。
　　
　　“珊瑚七尺高”當是指石崇與王愷斗富，砸碎珊瑚事。
　　
　　
　　上文里的“朱寧”是指正德八年，明武宗下詔錢寧掌管錦衣衛，賜姓國姓（朱姓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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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此之前，崇禎大概心里已經有數：魏忠賢是敗定了。但是什麼時候發動倒魏，他還看不好，朝中畢竟有盤根錯節，閹黨一眾尚未傷筋動骨。但是看了錢貢生這疏，少年人按捺不住了，他當即召來魏忠賢，命近侍將奏疏念給魏忠賢听。
　　
　　后世史家一般都認為，這是他看准時机出手了。還有認為，念奏疏給魏忠賢听，是處心積慮先從精神上擊垮這個對手。
　　
　　從客觀效果上看，這些說法似乎都不錯，但草民我認為，這其實並不是深思熟慮所為。是錢貢生的文字警醒了崇禎，使他更全面地看到了魏之危害，從而在短時間內決定發起攻擊。至于精神折磨，也是無意中為之，崇禎只不過想圖個痛快。
　　
　　据說，魏忠賢跪在地上，听得“震恐喪魂”（《明季北略》）。听完爬起來就告退，馬上去找徐應元討主意。可怜一世梟雄，如今只有這一個可以庇護他的哥們兒了。
　　
　　徐應元的意見是：諸小臣來勢洶洶，不妨先辭去東廠提督職，以避其鋒。因為這個職務干的是整人的買賣，太招人恨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想了整整一晚。他所想的，大概非常復雜。一是怨新君冷酷；我一個前朝老仆，苦心維護了權力過渡，在新朝又並無錯謬，竟然就這麼被視如敝屐。二是嘆時不利兮；假使再挺下去，反對聲浪在皇帝縱容之下只能越來越高，等于自取其辱。三是恨自己膽量太小；當初若放手一搏，胜算亦有八九分不差，無奈被庸碌之輩拖住了腿。
　　
　　再三權衡之下，他覺得只有全退，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。于是第二天，他就上疏“引疾辭爵”。這是明代官僚受到彈劾時的一般反應，東林黨當初就是這樣被閹黨一個一個逐走的。
　　
　　如是皇帝深信之人這樣做，那肯定要有一番真誠的挽留。但若是皇帝猜忌的人這樣做，那就正中了皇帝的下怀。
　　
　　崇禎當然樂得省事，一見辭呈就准了：“准其私家調理。”讓回家去養病，是官面的說法，而在實際上，是叫魏忠賢交出司禮監和東廠大印，到白虎殿去為先帝守靈。這是不大不小的一個處分。
　　
　　這個結局，讓魏忠賢悲不自胜。挽留沒有，安慰的話也沒有，連個正面的結論都沒有，顯然就是一腳踹開！
　　
　　對此，他一是賭氣，二是斗志全無，几天后索性上疏辭去公、侯、伯三爵，上繳封誥、鐵券和田宅，
　　
　　崇禎不管那麼多，照單全收，讓吏部等衙門去好好查收登記。同時又下詔，降了魏良卿等魏氏侄、孫輩的官職。
　　
　　到此，顯赫一時的魏公公成了“白人”一個了。權力冰山之消融，就在君王的喜怒之間！當初乘風直上時，哪想得到今日墜落之快！他也許有點兒明白了：昔日予取予奪、盤踞高位，跟他自己的功德實在是並沒多大關系！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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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魏公公這只鳳凰落了架，有人可就要狠命地叨他的羽毛了。言官們這次是揭發的主力，戶科給事中段國璋、禮科給事中吳弘業、戶部主事劉鼎卿、御史安伸、龔萃肅等均有疏上，對准閹黨骨干周應秋、崔呈秀、田爾耕、許顯純、倪文煥、阮大鋮、劉志選、潘汝禎等一通狂掃！
　　
　　這些彈劾奏疏，件件都指向罪魁魏忠賢！
　　
　　在中國，坏人敗的快，有時也得益于“墻倒眾人推”的政治規律。
　　
　　崇禎一件件看過，頓覺触目惊心。大概以前他只是對魏忠賢的跋扈有所憤恨，沒想到魏忠賢在這麼多領域都有“滔天罪行”。
　　
　　他略做調查（調查對象也許是近侍，也許是岳丈家），受訪者都异口同聲說彈劾是實，並無水份。
　　
　　其中，逼死貴人、動搖中宮一節，大小太監都可以作証。此外，削奪大臣、獄斃忠良，竊取兵權、把持要津、搜刮富戶、追贓歸己等種種，其暴虐程度，都遠遠超過了崇禎原先的耳聞。尤其是趁天啟病重時，仍假傳聖旨蔭封客氏、提拔親信等，更是蔑視皇權到了极點，讓崇禎無法容忍。
　　
　　少年天子終于發怒了！
　　
　　內外大臣專權，曆來都有，但不能嚴重侵害皇權。宋代以后，皇權制度漸趨完善，大臣或者宦官能架空皇帝的現象比較罕見。如果有，對之打擊或清算的程度也非常厲害。崇禎與魏忠賢之間的較量，實質就是皇權與內臣擅權的爭斗。
　　
　　這是國家之根本，豈容含糊，所以崇禎出手非常果斷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離職三天后，十一月初一日，崇禎下詔：“崔呈秀著九卿會勘，魏忠賢押發鳳陽看守皇陵”。鳳陽是朱元璋的“龍興”之地，鳳陽皇陵埋的是朱老皇帝的父母。讓魏忠賢去皇陵，是擔任“司香”。這是宦官階層里最末等的活兒，等于就是打掃衛生的。
　　
　　崇禎還傳諭內閣，表示“逆惡魏忠賢滔天罪狀，俱已洞悉”，這次除惡務盡，洒家絕饒不了他！
　　
　　這道諭旨寫得怒氣沖天，我不妨照錄，大家只要明白個大概，也就知道崇禎發了多大的火了。
　　
　　諭曰——
　　
　　今賴祖宗在天之靈，海內蒼赤有幸，天厭巨惡，神奪其魄，二犯（指客、魏）罪狀次第畢露。朕又思忠賢等不止窺攘名器，紊亂刑章，將我祖宗蓄積貯庫、傳國奇珍、异寶金銀等物朋比侵盜，几至一空。何物神奸，大膽乃爾！本當寸磔，念梓宮在殯（先帝未葬），姑置鳳陽。即將二犯家產，著錦衣衛同五城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，一應家貲贓物，盡數籍沒入官。其原籍違式服舍等項，有司清查确奏。如有隱匿蒙蔽等情，許据實糾參，一並連坐，亦不得株連無辜。其冒濫弟侄親屬，俱發煙瘴地面，永遠充軍。嗚呼！大奸脫距，國典用彰，苟麗于辟，情罪允孚。特諭。
　　]
　　（見《崇禎長編》、《國榷》）
　　
　　這就意味著，魏忠賢可不是一般的犯了錯誤，這是要拿他當秦檜批判了！
　　
　　魏忠賢的那位哥們兒、大太監徐應元急了！也許是念舊，也許是兔死狐悲，也許是受人之托、于心不安，忽然站出來為魏忠賢講情：皇爺，能否寬緩則個？
　　
　　崇禎是個冰雪聰明的人，一听就知道這倆沒卵的早就有勾結。三問兩問，又問出魏忠賢辭職，原來是徐應元出的高招兒，更是氣惱，破口大罵：“奴才們與奸臣相通，笞一百棍，發南京去！”（《明季北略》）也有另外兩個說法，一是說把徐應元發到顯陵當差去了。顯陵是嘉靖皇帝老爸的陵墓，在今湖北鐘祥市。一是說也去了鳳陽。
　　
　　這人的結局不知怎麼樣？這一去，如果是活過了甲申年，那還真是不錯。否則，后來陪著崇禎上煤山的，有可能就是他了。
　　
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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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曆史在急轉彎處，常有這樣扑朔迷離的環節，言人人殊，讓我們后世的人看得很迷惑。
　　
　　一種說法是，魏忠賢向張皇后打招呼被拒之后，張皇后馬上勸天啟趕快召立信王。天啟倒不急，說：“魏忠賢告訴我，后宮有二人怀孕，他日若生男，就當是你的兒子，立為皇儲。”
　　
　　張皇后說，這樣絕對不可！她把道理一擺，天啟也明白了這里面的利害，立刻祕密召見了信王（見紀昀《明懿安皇后外傳》）。
　　
　　事情假如是這個樣子，那麼，張皇后是怎麼几句話就把天啟給說動了呢？很簡單，只須說一句就可，即“謹防有人狸貓換太子”。
　　
　　但另外一種說法來自劉若愚，似乎更為權威。他說，十一日天啟召見信王，是出于王體乾、魏忠賢的一手策划（《酌中志》）。
　　
　　那麼，這就怪了！魏忠賢究竟有沒有“异志”，是否曾圖謀篡立？顯然成了個問題。
　　
　　關于他有“异志”的說法，史書上可說是五花八門。除了前面提到的之外，還有說他想公開搞武裝政變的。
　　
　　一是說他曾與掌錦衣衛的田爾耕商議政變，田爾耕沒膽量，只是唯唯。于是魏忠賢只好作罷。
　　
　　還有說他曾與兵部尚書崔呈秀商量過此事，崔呈秀躊躇再三，說了一句：“恐外有義兵。”（見《明季北略》）甦州民變，前車可鑒啊！
　　
　　這兩個說法，就算是有，也僅止于密室謀划，其余未見魏忠賢有任何异動。他訓練的“武閹”人數最多時達萬人，常備的精兵也有三千，可隨時出入宮禁。但在這一時期，沒見他有特殊的調遣。此外他也沒跟各封疆巡撫打什麼招呼。
　　
　　可以解釋得通的是，他确實曾有“异志”，但攝于民意，同時技朮層面也不好處理，所以頗感猶豫。最終考慮風險太大而作罷，轉而順從大勢，以求個平穩結局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做了這樣的選擇，有人說他是忠于天啟的，不可能謀逆；也有人說他畢竟是小人物，根本無法應付變局。
　　
　　其實，他已經不是小人物了。能有板有眼地剿滅政敵、控制全部官僚集團，有這樣神通的宦官，明朝僅此一位。他既然能做到這些，就能考慮到“天啟之后”有巨大的不可預見性。必須有個適當對策。篡與不篡，一個有“找死”的風險，一個有“等死”的風險，他最后選擇了風險較小的一種。
　　
　　這也是一種謀略，只是有誤區——他以為自己即使保持不住一人之下的位置，總還能保持個晚年榮譽吧？
　　
　　老賊被自己給自己戴的神聖花環給迷惑住了。什麼先帝信任、位极人臣、朝臣擁護，這些東西在下一個時代好使嗎？
　　
　　他忘了自己在掃蕩東林時是何其毒也。作完了惡，還想“軟著陸”，那可能嗎？
　　
　　坏人也許想不到自己在群眾眼里有多坏，尤其像魏忠賢這樣天天听歌功頌德的人。
　　
　　他既然定下軟著陸的方略，當然就要在最高權力過渡時盡心盡力，以求給未來的新君一個好印象。
　　
　　——官還不打笑臉人嘛。
　　
　　那麼信王的情況如何呢？
　　
　　据記載，天啟召見信王的時候，凝視了弟弟許久，說道：“弟弟如何這麼瘦？要善自保重。”（《明宮詞》）
　　
　　信王跪在御榻前，只是哽咽，不能作答。
　　
　　天啟又說：“吾弟當為堯舜。”
　　
　　信王萬沒想到召見是這一層意思，大懼，說：“陛下出此語，臣罪該萬死！”
　　
　　天啟已經顧不得玩虛禮了，先囑托要“善視中宮（好好待你嫂子）”，又囑咐“魏忠賢宜委用”。
　　
　　信王知道，儲君可不是好干的，掉腦袋的概率非常之大。他听完了吩咐，心里惶惶，不想多待，連忙叩頭退出了。
　　
　　也有人說，就在信王推辭的時候，張皇后從屏風后出來，急切道：“皇叔義不容辭，事急矣，恐生變故！”信王于是接受了遺命。
　　
　　這個說法，不妨視為小說家言，不一定有，但很逼真。
　　
　　信王為何要如此戰戰兢兢？
　　
　　因為他看清楚了：全明朝千萬人命運的砝碼，此刻，就是他朱由校的一顆腦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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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信王朱由檢，是泰昌帝的第五子，與天啟同父异母，生母是劉氏，天啟叫他“五弟”。
　　
　　信王生于萬曆三十八年（1610）十二月，比天啟小5歲，時年17歲。母親劉氏初入太子宮時身份是“淑女”，后來失寵郁悶而死，死時才23歲。那時泰昌帝還是太子，把一個老婆給氣死了，怕老爹萬曆責備，就悄悄埋在了西山。
　　
　　由檢那年才5歲，太子常洛把他托付給李選侍“西李”撫養，后來西李生了個女兒皇八妹，由檢又轉給另一位李選侍“東李”撫養。東李是個正直的女人，對由檢人品的形成有相當不錯的正面影響。
　　
　　起碼由檢在生活上是嚴謹的，不像哥哥那樣浪蕩。東李后來在天啟元年封了庄妃，由于為人正直，沒少受客、魏的欺負。東李常常跟由檢講起魏忠賢服飾逾制、不成體統的事，憤恨异常，這給由檢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　　
　　庄妃死時，信王由檢十分悲痛，在他心里是把東李視為生母的。
　　
　　由檢在天啟二年封王。他處境變好了，越發地思念生母劉氏，曾派近侍太監悄悄去西山祭奠，還叫人畫了母親的像置于室內。
　　
　　由檢于天啟六年遷往信王府邸。天啟七年二月大婚，娶了南城兵馬司副指揮周奎之女為妃。
　　
　　由于幼時教養比較好，因此他與天啟截然不同，史稱“智識深遠，寡言笑”（《稗說》），是個城府很深的人。
　　
　　當時內廷太監都很怕他，連魏忠賢對他也頗為忌憚，曾經派人去試探信王，故意在他面前說魏忠賢的坏話。
　　
　　信王雖年輕，這點兒貓膩還是唬不住他的，就假意斥責道：魏公公有輔佐之才，連皇上都很眷怜他，何況我以后還要借重他，你休要在此妄言，否則招禍！
　　
　　密探照此回了話，魏忠賢不免得意，也就不再把信王放在心上。
　　
　　天啟五年后，魏忠賢已搞定了外廷，氣焰愈張，信王也就更加謹慎，深自韜晦。等到天啟病倒后，他干脆就假裝有病不去朝謁了。
　　
　　這個未來的皇帝，在登极之前，竟然長期不在明朝的政治中心之內！
　　
　　為了掩飾得更像一些，他還帶攜帶小宦官，微服到街市上亂逛，隨便什麼雞毛小店都能進去歇歇。
　　
　　這個王爺，太沒樣子！估計魏忠賢的耳目也就是這麼匯報的。這就是信王的韜略。他的原則是：只要安全就行，現在除了忍，還能怎麼辦？
　　
　　當然，深入民間也並非浪費光陰，他耳聞目睹了老百姓對魏忠賢的憤恨之態。這對他將來的政治搏弈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。
　大明悲喜交集的一天終于到了。
　　
　　八月二十日，天啟病危。上午，太監李永貞御前請安，得知天啟鼻中流出非血非痰之物。下午，醫官又到御前問安，据此症狀開了葯，但終是回天乏朮！
　　
　　到二十二日上午，閣臣黃立极、施行鳳來急請信王“入視疾”，由校匆匆進宮去看了看彌留之際的哥哥。据說，此時張皇后對他有所叮囑。
　　
　　下午申時（四點鐘左右），天啟駕崩，時年23歲。
　　
　　天啟死亡的這個時刻，史有明載，得到現代史家公認，但《明熹宗實錄》、《酌中志》、《三朝野記》均稱天啟二十一日就已宴駕，諸閹祕不發喪，到第二天消息陸續走露，才由張皇后發懿旨公布中外。但這一說法，据當今專家說不能証實。
　　
　　可以肯定的是，當天黃昏並未發喪，魏忠賢需要有一小段時間來考慮對策。等到了晚上，他惶亂無主，想急召崔呈秀、田爾耕進宮來密商議，但苦于“宮禁門鑰，宿衛之士森然”，外人根本不可能在夜間進來，只得作罷。
　　
　　時間在一點點流逝，可謂一刻千均！魏忠賢既已決定順從，就不敢擔負“祕不發喪”的罪名，只得硬著頭皮向張皇后請示，皇后馬上傳出懿旨：“奉大行皇帝遺命，速召信王入宮！”
　　
　　寥寥數字，預示著自這一刻起，大明朝已然天翻地覆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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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天啟算是個短壽的皇帝，但卻當不起“英年早逝”四個字。七年在位，一派昏亂，除了在處理遼事上尚有可取之處外，內政上的種種措置無异于自殺。以皇帝之尊，為群小開道，張頑豎之焰，寒正臣之心。臨死前召見大臣，還不忘叮囑“魏忠賢、王體乾恪謹忠貞，可許大事”（《明熹宗實錄》），企圖將他一手扶起來的閹豎集團保持到“后天啟時代”。
　　
　　最可怪者，是死前還要交代后繼者“當為堯舜”！明末從萬曆開始，几乎每個皇帝在交代后事時，都有這個話。若他們真有此遠志，為何又自己又要花天酒地？中國的“名”與“實”，其背離之遠，有時真是令人瞠目！
　　
　　張皇后懿旨一出，才算把這個荒唐年代終結了。魏忠賢為向新皇表示忠心，連忙親自奉懿旨來到信王府，一見信王，就伏地大哭。信王已全都明白了，也忍不住哭泣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恭恭敬敬將懿旨交與信王。信王仔細看了上面蓋的印，确認是真貨無疑。
　　
　　他剛要起身進宮，忽又想到：魏閹的勢力遍布宮中，如果這是想把他誘進宮中殺掉，策動政變，這一去豈不是踏上不歸路？
　　
　　更深人靜，信王越想越怕，就托詞道：“天未明，諸大臣又尚無一人入值，我怎能倉促入宮？當宣懿旨、啟禁門，召見諸勛戚大臣等入宮，議大行皇帝喪禮。我德望俱薄，豈敢嗣位？當听勛戚大臣之意，共推賢德親王入繼大統。”
　　
　　信王拿定了主意，就是不入險地。魏忠賢此時倒沒有貳心，知道信王是個有主意的人，不能強求，只好自己先返回。
　　
　　后半夜，諸大臣都接到了訃告，天一亮，廷臣們就全都趕到了皇极殿前，准備參加喪禮，卻見殿門有值門太監阻攔。有人便大聲向太監發問：“皇上有遺詔否？”
　　
　　見人情洶洶，魏忠賢只得出來，正式宣讀了遺詔，並說：“已有懿旨速召信王入內，容再議。”
　　
　　大臣們一听就嚷開了：“信王賢德，以弟承兄入繼大統，天下服其賢久矣，何必再議！”
　　
　　于是閣臣黃立极、施鳳來和英國公張惟賢等立即趕往信王府勸進，信王見大臣已經知道了消息，才答應嗣位。
　　
　　皇帝升天，是個大變故，諸閹惶惶如喪家之犬，一切事宜似乎都茫無頭緒。
　　
　　皇极殿前仍是一片混亂，有太監出來告訴廷臣應穿喪服。廷臣連忙退去，回家換好了喪服再匆匆趕來。
　　
　　等人集齊，卻又有太監出來通知：現下還未到“成服”之時，諸位還是要穿常服。
　　
　　大家只好再回去換衣服，如是，在路上奔走三四次，都累得氣喘吁吁。
　　
　　我國從漢代起，就有所謂“哭臨”儀式，即皇帝喪忌之日，群臣臨殿旦夕各哭十五聲，以示追悼之意（《史記*孝文本紀》）。
　　
　　明代也繼承了這一傳統。朱元璋死后，建文帝怕出現混亂，還特地讓禮部制定了有關禮儀，規定京官在聞喪的第二天，身著孝服，頭戴烏紗帽，系黑角帶，赴宮內听遺詔。然后一律在本署辦公室內“齋宿”（和老婆分開住），早晚在靈位前哭。三日后“成服”，也就是穿喪服，早晚去殿上哭臨，一直到下葬而止。成服27天之后服除。
　　
　　天啟死后，宮內混亂，連這些祖制都差點兒給忘了，所以才有這顛三倒四的場面。
　　
　　等眾臣再次換好衣服回來，殿門仍未開，也未有哭臨活動開始的跡象。眾臣哀求值門太監多時，才得入內，大家在殿上哭了一回。
　　
　　此時，王體乾、魏忠賢也在哭臨的行列里。禮畢，只有王體乾發話，叫禮部准備喪禮。而魏忠賢則眼目紅腫，一語不發，顯是方寸已大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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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群臣哭臨完畢，陸續退去。魏忠賢這才緩過神來，急召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內。
　　
　　這個細節，在《明史》里是這樣記載的：
　　
　　內使十余人傳呼崔尚書甚急，廷臣相顧愕眙。呈秀入見忠賢，密謀久之，語祕不得聞。或言忠賢欲篡位，呈秀以時未可，止之也。
　　
　　這是說，估計魏忠賢在這個最后關頭意識到不對，想實施篡位方案。但崔呈秀認為時机尚不成熟，因而作罷。
　　
　　但《玉鏡新譚》卻引了《丙丁紀略》的另一個說法：
　　
　　忽有數內臣，招呼兵部尚書崔家來。百官相顧錯愕，齊聲云：“所言公（公事），當與眾公言之（公開商議），天下事豈呈秀一人所可擅與耶？”于是，呈秀不敢應命，而忠賢失意（沒了主意），無所措手足。
　　
　　《玉鏡新譚》是小說家言，不及《明史》來得權威。我個人也認為，魏忠賢固然心慌意亂，但余威猶在，還不至于被群臣的議論所嚇住。他在最后一刻企圖扭轉大勢，是完全可能的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的老搭檔客氏在這一天，也毛了手腳。她還不如魏忠賢，魏是堂堂的內廷首腦，而她卻沒有任何合法職務，在宮里待是非法的。天啟一死，宮中就不大可能有她的一席之地。想到這個，她不是為自己想退路，而是以市井貪婦之心，干了一件愚不可及的事。
　　
　　她把自己的兒子侯國興喚來，叫他趁亂把宮中的珍寶搬一些回家去。這樣，后半生的吃喝用度也就有指望了。
　　
　　侯國興比他老娘要明智一點兒，心想皇帝一死，老娘的地位就不比以往了。這麼干，萬一被抓住，風險太大。但是，這些寶貝如果不偷，今后可能將永無此机會。想來想去，還是找了魏良卿合謀同盜，一旦有事，還有他叔叔魏忠賢給擋一擋，不會有大事。
　　
　　這魏良卿也未脫市井貪婪習氣，一听就欣然同意。兩人找了客、魏的兩個心腹宦官幫忙，不到半日，竟把宮中的稀世珍寶盜走十之三四，遠超過了客氏的設想。
　　
　　管庫太監發現侯國興在盜寶，便要來抓，但見有魏良卿也在內，又都不敢下手了，任他搬去。畢竟魏忠賢還在其位，惹不起。
　　
　　兩人盜寶成功，不禁歡天喜地。
　　
　　小人之卑鄙貪婪，往往不可理喻。都死到臨頭了，還要自己給自己套絞索。
　　
　　在二十三日這一天，內閣次輔施鳳來，安排禮部把即位與哭臨的儀注送入宮中，又令禁軍的軍官帶領所部士卒，上街站崗，從皇城內一直擺到十王府前，以備不虞。
　　
　　然后文武百官員都一古腦擁到信王府去“勸進”，禮部三上“勸進箋”，照例是三勸兩讓，把那套虛禮一遍不少地演出一番。信王先是禮讓，直到接了第三道勸進箋，才表示“勉從所請”。
　　
　　二十四日五鼓時分，閣臣勛戚先到信王府，接了信王來到宮內靈柩前，宣讀遺詔。讀畢，新君在群臣簇擁下受了遺詔，換上皇帝衣帽，拜過天地祖宗，然后往龍椅上一坐，這就算登极了。
　　
　　這天，魏忠賢也派了司禮監太監兼忠勇營提督涂文輔，一道迎信王進宮。
　　
　　現下雖是大局已定，朱由檢仍不敢大意，想起張皇后前几天曾叮囑過他“勿食宮中食”（《思陵典禮記》），便在袖中塞了岳父周奎家做的面餅，才隨眾臣進宮去做皇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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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登极儀式也顯得很混亂。三大殿自從萬曆二十五年（1597）前后被燒毀以后，到天啟七年（1627）八月二十日才修復完畢，五天后，就在這里舉行登极大典，鴻臚寺官員簡直忙昏了頭。各司儀官員分為東西兩列，還未排好隊時，新皇就已身著冠冕來到了建极殿。
　　
　　這時，奉命去南郊查看祭天准備的魏良卿恰好歸來稟報，朱由檢大聲答道：“知道了！”其聲音十分威嚴。然后，在眾官擁護之下來，穿過中极殿，來到皇极殿，登上九級御階。
　　
　　新天子在御座前停下，喝退了立在御座旁的兩名太監，正式登极。
　　
　　從這一天起，他就開始精心构筑一個內斂、但卻令人敬畏的形象。
　　
　　這個突然當上了皇帝的人，不得不萬分謹慎。他在名義上是天下第一人，但無論宮中或朝中，都沒有他的基本勢力。目前，他几乎是一個人踏進了魏忠賢苦心經營了7年的地盤，說得嚴重一點，此刻是連生死都掌握在人家的手里。
　　
　　二十四日這一晚，他忐忑不安，不僅不敢吃宮里的飯菜，連覺都不敢睡。
　　
　　漫漫長夜，秉燭獨坐。
　　
　　無上的權力和脆弱的個人，构成了某種凄清的效果。
　　
　　危險，就潛藏在夜色中的千萬間屋宇中。朱由檢目光炯炯，環視四周。
　　
　　忽然，他看見一個太監佩劍走過，心里不由一惊！
　　
　　他把那太監喚住，假意要觀賞，要過劍來把玩了一陣，放到了面前的小几上。然后許諾天亮后賞給銀子，把那太監打發走了。
　　
　　夜深以后，朱由檢听到外面有巡夜人的更鼓聲，就對在身邊的近侍說：“巡夜甚苦，應賞酒食。”而后又問這筆開銷應從哪里支出。近侍太監答：“從光祿寺出。”
　　
　　朱由檢立刻傳旨光祿寺准備夜宵。待宮中太監取來酒食犒賞眾禁衛兵卒時，眾人歡聲如雷（《三朝野記》、《明季北略》）！
　　
　　這夜在宮外，信王府邸的王妃周氏也緊張得一夜未眠，不時向上蒼祈禱問卜，惟恐丈夫遭遇不測。
　　
　　能把新皇帝嚇成這個樣子的，絕非平庸之輩。面對魏忠賢這樣的對手，朱由檢采取了引而不發的策略。一方面，他對魏保持了不近不遠的距離，另一方面，只是埋頭做一個新皇帝該做的事。
　　
　　新皇帝對于舊政，應該有一個明确的態度。但是，他沒有，他就像一切都沒有變化一樣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當然也在窺測。他憑本能感覺到，這位新皇帝與天啟很不同。但是，下一步這個年輕皇帝能干出些什麼來，不好估計。在沒有新的情況出現時，魏忠賢只能無所動作。
　　
　　兩個人，就這樣開始了帝國最高級別的搏弈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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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朱由檢現在要做的事多著呢，首先當然是公布即位詔書，向天下萬民宣布，明年改元。內閣在勸進那天，就給了他四個年號供選擇。前三個，他都沒選。一是“乾聖”，他說這“聖”字他不敢當；二是“興福”，他說“中興甚好，亦不敢當”；第三個是“咸嘉”，他又嫌“咸”字中有個“戈”，不吉利。最后選了“崇禎”這個年號。
　　
　　殊不知，他這一筆落下，為中國添了一個說不盡的傷心年代！
　　
　　這位崇禎皇帝，這時候還沒滿18周歲。一個“花樣年華”的少年，要對付的是史上最有權勢的太監，要拯救的是二百年沉痾纏身的老大帝國，難啊！
　　
　　剛剛送走的那位皇帝哥哥，也要有個了結。就在公布即位詔書的同一天，閣臣施鳳來和大太監李永貞就去了天壽山，為天啟選墓地。國庫現在很空虛，但也得葬皇帝，朝臣們都主動捐了些銀子。
　　
　　禮部送來了為天啟擬的謚號和廟號，廟號是“僖宗”。崇禎大概覺得“僖宗”太扎眼，順手就改成了“熹宗”。熹，嬉也，算是蓋棺論定了吧。
　　
　　《明史*熹宗本紀》說，嘉靖以后，綱紀就開始敗坏了，到萬曆末年，已經廢坏到了极點，即使有英武之君出世，也難以重振了。而熹宗的時代，偏偏又是“帝之庸懦，婦寺竊柄，濫賞淫刑，忠良慘禍，億兆離心，雖欲不亡，何可得哉！”
　　
　　有切膚之痛的人，說得就是透徹！
　　
　　現代人愿意玩現代思維，也有人替天啟“平反”的。說他掙脫了官僚集團的桎梏，是中國曆史上最有特色的皇帝。如果“特色”就是信小人、害忠良、亂人心、坏江山的話，這個“特色”不要也罷！
　　
　　崇禎接下來的事，還是“正名”，讓禮部醞釀封自己的生母為皇太后、封自己的老婆周氏為皇后。
　　
　　虛的做完了，又開始做實的。當皇帝，首先就要掌握一部分直接的兵權，以備萬一。正好他岳父周奎原來就是個軍官，馬上提為右軍都督同知；大舅子周文炳、周文耀任命為兵馬司副指揮。此外，提高文化素質也很重要，籌備皇帝進修班——“日講”的事也提上了日程。
　　
　　一切正常，沒看出有大動干戈的意思。
　　
　　但是魏忠賢卻感覺到，這種平靜，其實很不正常，他必須小心這“深深的海洋”。沒有別的辦法，只能試探著巴結崇禎。
　　
　　可嘆他管理國家也有兩三年了，竟不知拿出些救國濟民的好點子來贏得信任，反而又使出了雞鳴狗盜的歪招。
　　
　　他想，現在這個皇帝，就是再英明，不也是個男人嗎？拿下男人，惟有女人。崇禎即位后不久，魏忠賢就以關心為名，進獻了絕色女子四名。
　　
　　可是崇禎與他那個好色的老爹泰昌帝可不同，他的孔教底子打得好，根本不吃這套。這個魏閹，仿效王莽故事倒也罷了，現在來仿效“西李”故事，不是太低能了？
　　
　　不過，崇禎並沒有拒絕，像個正常男人一樣“笑納”了。他怕拒絕了以后，魏忠賢會起疑心。
　　
　　四美女進來的時候，崇禎怕里面混有特工，叫人搜了身。匕首毒刺什麼的倒沒發現，只發現她們每人裙帶上都佩了香丸一粒。
　　
　　這香丸名曰“迷魂香”，只有黍子大小，其實就是催情葯——誰聞誰知道。
　　
　　崇禎知道這几個“紅粉軍團”是准備腐蝕他來了，就嚴命她們將香丸毀掉。
　　
　　一招失敗，魏忠賢又進了一招——不從意志上打垮皇帝，又怎麼能控制住皇帝？從某種意義上說，魏忠賢的這個切入點，也不見得是下作，他的思路一向比較另類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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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天晚上，崇禎正在便殿批閱奏章，忽然聞到有一股若隱若現的异香，讓他春心大動。
　　
　　他感到奇怪，就命近侍秉燭前導，尋便了各處墻角，卻一無所見。后來發現殿角有火星閃爍，近前一查，原來這里有個復壁，就如近世地道戰那種裝置。打開墻壁一看，一個小宦官持香坐在里面！
　　
　　這還了得，手腳都做到身邊來了。把人拎出來一審問，小宦官招認，是魏忠賢讓這麼干的。
　　
　　崇禎長嘆一聲：“皇考（老爹）皇兄皆為此誤！”（《明季北略》）
　　
　　他也沒把小宦官怎樣，只是讓毀掉迷香，責令小家伙今后不許再干這事了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見崇禎拒腐蝕，一點兒破綻也沒有，知道遇到了厲害角色。下一步怎麼辦？要另想辦法。爭取崇禎的寵信，看來不大容易了，首要的問題應該是避禍。此事他與王體乾、李永貞商量了一下，李永貞給他出了個主意：去結好徐應元。
　　
　　徐應元現在是崇禎身邊的親信太監，魏忠賢當年進宮時，兩人是“同年”，在宮里又發展成賭友，在魏忠賢發達之前關系很好。魏忠賢發達后，不再把徐應元看在眼里，關系就疏遠了許多。徐應元先前隨信王在藩邸，見魏忠賢那麼橫行霸道，也是相當不滿的。
　　
　　現在是時勢易也。魏忠賢立刻展開對徐應元的微笑攻勢，送了些稀世珍寶給他，又設宴盛情款待。魏忠賢對徐表示了兩個意思：一是秉筆太監和東廠提督都不想干了，遲早是要讓給徐應元，自己去養老；二是若有人在朝中說自己的坏話，請徐爺在皇上面前幫忙遮蓋一二。
　　
　　徐應元心腸軟，又貪婪，見昔日不可一世的魏忠賢這麼低三下四地來求他，先就有些怜憫；又見送了一些聞所未聞的珍寶，眼都照花了，當下就答應了。兩人重敘舊情，都感慨萬分。
　　
　　徐應元說：“咱不過是皇爺的舊人，其實是個沒名目的官兒，全仗祖爺抬舉，諸事望爺指教。”
　　
　　魏忠賢此舉表明，他已把下一步考慮好了。崇禎將來要怎麼處置他，現在看不大明白，但無非兩個可能，一是長期留用，那樣就太好了，不過從几天來的跡象上看，把握不是很大。二是責令退休，那麼頂上來的就應是徐應元。籠絡好了徐應元，自己退休后也就有了一道可靠的防火墻。所謂“讓賢”，不過是個順水人情。
　　
　　而那徐應元的智謀水准，就要差得多了。他原本野心不大，現在居然有個頭把交椅要給他坐，真是開心都來不及。他心想，要是魏忠賢惠在退休前真的推荐一下，說不定當上掌印太監真就十拿就穩。這樣一想，竟有受寵若惊之感。
　　
　　崇禎即位后，按照慣例，要對擁戴登极的一批內外臣有“從龍恩典”，還要大赦天下。魏忠賢趁這個机會，活動了一下，把一個侄子蔭了錦衣衛指揮，一個兄弟蔭了錦衣衛千戶。崇禎這几天來，對魏忠賢相當優待，這些好處，大筆一揮就給了。
　　
　　到了九月初一，也就是天啟死后第九天，魏忠賢考慮成熟，突然提出要辭去東廠提督職務。這當然是在試探，如果崇禎不准辭，那就是地位還穩固，也好給朝野都看看，魏忠賢還是魏忠賢。假如萬一准了，那麼徐應元肯定認為是我讓與他的，正好做個人情，徐應元必會感激。
　　
　　這是一個兩邊都不會落空的試探。
　　
　　崇禎當然不會准，只是讓徐應元協辦東廠。魏忠賢心中暗喜，知道自己的位置基本還是牢靠的，皇上只不過要分他的權。但皇上也不是神人，不知他和徐兩人已經是一個人了。徐應元在皇上面前，就是我老魏的耳目，這不是又一個客巴巴麼！
　　
　　魏忠賢放下心來，不再怕人在皇上面前說他的是非，又開始囂張起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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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帝國上層一場最高級別的較量】
　　
　　
　　但是接下來的事，又讓魏忠賢有些看不大明白了。
　　
　　客、魏的核心似乎是經過商議，在魏忠賢請辭以后，也打算陸續提出辭職，以測試崇禎對他們的態度。當然，也不排除“新桃換舊符”之后，他們确實也有了倦歸之意。
　　
　　隨即，客氏便請求從宮中遷回私宅。崇禎對這事的處理很耐人尋味，一點兒也沒客套。九月初三日凌晨照准：“奉聖夫人出外宅”。
　　
　　客氏放歸，是理所當然的事。但客氏本人對崇禎的態度，可能還是抱有僥幸的，她期望新皇帝也許會像待魏忠賢一樣，給予挽留。等接到這樣一紙冷冰冰的詔書，她明白了——與她情同母子的那個天啟帝，畢竟已乘龍而去，如今已是人家的天下了。
　　
　　“老祖太太千歲”？……從此何處覓游蹤！
　　
　　接旨當天，她五更即起。等宣完了旨，她立刻穿上衰服，到天啟的靈堂拜別。
　　
　　這個細心的婦人，從一個小匣中拿出一個黃龍綢緞包袱，抖開。這里面，裝的是天啟幼年的胎發、痘痂，還有曆年剪下的頭發、指甲。
　　
　　客氏跪在靈前，將這些紀念物一古腦燒掉，忍不住大哭一通而去（《三朝野記》、《明季北略》）。
　　
　　客氏此次要求出宮，正中了崇禎的下怀。這個女人，在天啟朝，其能量不比魏忠賢差，而現在不過就是普通一婦人，不屬于任何行政系統。動她，已無關大局，起碼不會實際牽連到內外廷的閹黨，因此也就不怕有反彈。
　　
　　把她趕走，既能拆散內廷的客、魏聯盟，又能起到對魏忠賢一伙敲山震虎的作用，何樂而不為？
　　
　　果然，客氏被攆走，給閹黨成員的心理造成极大震動。就在第二天，王體乾穩不住了，也提出請辭，但是崇禎沒放。
　　
　　崇禎知道，魏、王兩人本是一體，在這時絕不能讓他們感到有威脅。所以，到九月十五日，崇禎借三大殿建成之机，蔭賞了一大批太監，其中就包括魏忠賢的“領導班子”。
　　
　　打一巴掌，再給個甜棗——你們還是別亂動！
　　
　　這，就是政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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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放客氏回家，這個微妙的信號被有些朝臣捕捉到了。有人見机而動。到九月十六日，“悶局”終于被打破。右副都御史、署南京通政司事楊所修上疏，一口氣彈劾了魏忠賢的四名親信：兵部尚書崔呈秀、工部尚書李養德、太仆寺少卿陳殷、延綏巡撫朱童蒙。
　　
　　這道疏的內容，頗費了心思，絕口不提什麼黨爭、專權之事，而是揪住他們四個死了爹媽不回家“丁憂”守孝的問題做文章，認為天啟雖然同意他們“奪情”，但實是有違“孝治天下”，現在就請他們四個回家。
　　
　　此外，連吏部尚書周應秋也捎上了，質問周尚書是怎麼選的人，顯然是失職。
　　
　　被攻擊的，一共五個，全是鐵杆閹黨。
　　
　　可這個打第一槍的楊所修，自己就是個閹黨！
　　
　　楊所修，字修白，河南商城人，萬曆三十八年（1610）進士。關于他的記載不多，大約是從工科給事中干起，當了太仆寺少卿，后投靠了魏忠賢，得任“總憲”。
　　
　　他是個很復雜的人，有頭腦，也有他獨特的鋒芒，不好以一語來概括。並且這人還善畫墨竹，效法甦東坡，清人徐沁的《明畫錄》上說他畫的竹“勁節蕭散如其人”！是不是這樣，只能姑妄听之了。
　　
　　既然他是閹黨，怎麼又跳出來向同伙開刀？這不奇怪。凡是不可理喻的事，都有它的“結”，而且都跟利益有關。
　　
　　這個楊所修很聰明，看出魏祖爺爺大勢已去，早晚是要崩盤。趁著大風還未起時，自己先來個“首劾”，將來就好撇清了。
　　
　　他這樣做有沒有用呢？有！因為閹黨畢竟不是“黨”，沒有登記表之類的，誰是誰不是，只能憑感覺。因此，通過倒戈，完全有可能洗白自己。
　　
　　但是接下來又有一個問題了，既然是倒戈，為什麼不直指要害，非要這麼聲東擊西？那是因為“首劾”要冒极大風險，弄不好就是“先死”。因此一定要含蓄，要意在言外。
　　
　　崇禎在心里暗笑：我不放箭，你們自己就繃不住了吧？
　　
　　但是此刻還沒到火候。崇禎還要等。
　　
　　于是他下詔斥責楊所修“率意輕詆”，警告道：“本該降處，姑免究。”（《國榷》）
　　
　　崔呈秀等人倒是很知趣，馬上請求回家守孝。崇禎只放了陳殷回家，其余不許。同日又升了李從心，李精白等一批閹黨的官。
　　
　　鐵杆們松了一口氣。可是聰明人卻看出了門道：設想一下如果是天啟來處理這事，會怎樣？難道看不出，崇禎的這個“姑免究”大有奧妙！
　　
　　——就是要讓你們自己咬自己！
　　
　　到二十四日，又一個信號彈升起。國子監的司業（教務長）朱三俊彈劾監生員陸萬齡等人，說這幫家伙鼓動將魏忠賢配祀孔子是胡說八道。
　　
　　崇禎果斷批復：下獄究治！一點兒沒給魏公公留面子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越想越不對，連忙請求將各地准備用來建造生祠的錢糧，解送到遼東充軍餉。崇禎同意了。
　　
　　這時候，也有那習慣思維扭不過來的，在做逆向運動。就在第二天，江西巡撫楊邦憲等上疏，盛贊魏公公大德，請求建“隆德祠”。——估計這都是消息閉塞惹的禍。
　　
　　越是邊遠的地方，官場可笑的事就越多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心里直叫苦：這都什麼時候了，還來添亂！他趕緊找人代筆，以自己名義寫了一道《久抱建祠之愧疏》，當天就遞上去了，“乞止建祠”。
　　
　　崇禎跟他玩太极推手，批了几個字：“以后各處生祠，欲舉未行者，概行停止。”（《玉鏡新譚》）言外之意，已經在建的，就接著干吧。似乎並沒有怪罪。
　　
　　而且過了兩天，又給魏良卿、魏鵬翼發了鐵券。這“鐵券”，就相當于現代的勛章，上面刻有姓名、官爵、功勛、特權（如免死）等等，是個很高的獎賞。老百姓叫免死牌。
　　
　　這是貓在玩老鼠！
　　
　　魏忠賢真的有點兒暈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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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十月初，崇禎又封賞了內外廷一批官員，里面還特別照顧了一下司禮監太監徐應元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把近身的太監提拔起來做內廷主管，是新天子的慣例。崇禎這時候也在注意培植私人。
　　
　　在這個月，他還完成了一件大事——去內教場閱操。看了武閹的表演以后，他顯然很滿意，叫大家都到兵部去領賞。等這些特殊兵種一出宮，就有上諭到了兵部，令諸武閹“散歸私宅，不得復入”。一紙文字，就把一支具有最大威脅性的武力給解散了。
　　
　　肘腋之患，消于俄頃！這個少年天子真是太厲害了。從這一刻起，他與魏忠賢的力量對比就已發生了質的變化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，永遠失去了操控局面的可能，只有等待挨宰的份兒了。
　　
　　靠拍馬、討好上司爬至高位的人們，在形勢逆轉時，要想下非常的決心，很不容易，他們往往選擇的是妥協。
　　
　　但是在表面上，這件事混在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“優容”、“恩賞”、“慰留”之中，人們不大容易看出葫蘆里的葯。以為不過就是罷內操嘛，理所應當的。
　　
　　閹黨度過了最初的惊恐，又漸漸復甦了。尤其是崔呈秀，起初見忠賢居攝之事不成，便懼禍不敢來親近，這些時候見魏忠賢又有些重振的光景，便又靠了近來。
　　
　　他以為，崇禎上台也不過如此，也就是個不玩木匠活的天啟罷了。魏公公倒不了！于是在兵部和都察院，他都放手招權納賄，公然懸价，總兵、副將多少，參將、游擊多少，用大天平稱銀子，要官的你們就來吧！
　　
　　崔呈秀有個兒子崔鐸，讀過几年書，僥幸進了學，在順天鄉試揭曉時，中了第二名，滿城哄動。落第的舉子們不服，就議論這里面的貓膩。有的要上疏揭發，也有人要用揭帖廣而告之。
　　
　　崔呈秀只裝做不知，听任那些來趨奉的官員牽羊擔酒、簪花送禮。來拍馬屁的除了按常例送旗匾之外，還有送錦帳對聯的，一時間滿堂光彩。崔呈秀竊喜“后天啟時代”的日子也是好日子，便大開筵宴，接待親友。
　　
　　這邊崔家正在炫耀，那邊南京又來了消息：周應秋的兒子也中了！真個是：秋后也有小陽春啊。
　　
　　可是且慢，另一面的潛流也在運動。閹黨中不都是這種鼠目寸光的人。前面的楊所修上疏彈劾崔呈秀等，就不是一個孤立事件。他的這個上疏，是與吏科給事中陳爾翼、太仆寺卿李蕃等人商議過的。他們這一伙，對形勢有一個明晰的分析：魏公公下台，只在遲早間。大家都得官不易，不能就這麼跟著倒了，何況弄不好還有身家性命之憂。此時要是不主動，將來悔之晚矣！
　　
　　他們認為，崔呈秀、周應秋貪贓枉法搞得實在不像話，不如把這兩人攻倒，讓這兩人來承擔天啟時代的所有罪惡。然后，讓左都御史孫杰接替周應秋為吏部尚書，再把楊所修調到北京來，大家一起努力，把將來的局面維持住。
　　
　　這個想法，也不是沒道理。東林的一批人是早已欽定為“邪黨”的了，翻身無望；魏忠賢的勢力眼看就要遭清算，那麼朝中總要有人做官啊。將來能留下的，恐怕就是最先與魏忠賢決裂的人。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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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在懸崖絕壁上的最后狂舞】
　　
　　
　　這時候的魏忠賢正是躊躇滿志。
　　
　　——放眼看去，只見天低吳楚、眾生匍匐，真是几千年未有的好日子。
　　
　　好雖是好，但他也知道，高處是絕壁。要維持住當前這地位不墜，對上要死死控制住皇帝，對下要讓老百姓服服帖帖。對上倒好辦，寵著那半傻的皇帝玩就是了。麻煩的是對下，靠感化、靠恩德是不行了——老百姓能相信有殺人如麻的菩薩嗎？
　　
　　只有使用恐怖手段！
　　
　　無德小人，又想倒行逆施，所以他不用這手段沒別的辦法。魏忠賢專權時期，由此成了明代特務橫行、羅網密布的最黑暗時期。今天的人對明朝的印象一直不太好，除了明成祖清洗建文舊臣一事太殘酷外，跟魏忠賢搞的特務政治大有關系。
　　
　　所謂特務政治，就是無論城鄉遍地都是“番役”。這個番役，就是東廠的密探、眼線，即有專業的，也有業余的。業余的無非就是京中的地痞流氓，只要提供了線索就有賞錢。
　　
　　這些密探，是官方默許的黑社會。不拿“駕帖”，無須証人，就可以闖進民宅查案子。當事人若明白，給夠了賄賂就沒事。否則往東廠一報，逮入鎮撫司，刑重比法司重十倍，人也就別想生還了。
　　
　　倒行逆施者為什麼喜歡養惡奴呢？因為惡奴可以制造冤案，只有冤案不斷，人們才會有恐懼感——不犯法你也有危險。這樣，才能保証老百姓服服帖帖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也許是自己沒有卵的緣故吧，所以看不得天下有堂堂正正的老百姓。只有人人戰戰兢兢，滿腔怨恨又強裝笑臉，才是他所要的效果。
　　
　　最奇特的，是王朝的專政机關，居然把王朝的行政官員也普遍列入監視對象。每月几百個番役，輪流抽簽去各衙門偵察，稱為“坐記”。對被監視官員，無論公事私事，都要逐一報上來。以至官員家里的爭風吃醋、油鹽柴米事，很快就能在宮中傳開。
　　
　　中書舍人吳怀賢在家里讀楊漣的奏疏，忍不住擊節稱贊，結果被奴仆告發，難逃一死。
　　
　　即便閹黨里的重要人物，也不能幸免。閣臣丁紹軾與繆昌期是好朋友，聞昌期被害死于獄中，不由嘆息了几聲。据說東廠馬上報告了魏忠賢，立刻矯詔賜死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時期的密探，遍布大街小巷。“民間偶語，或触忠賢，輒被擒戮，甚至剝皮刲舌，所殺不可胜數。”這樣嚴酷的情況，大概只有秦始皇時期才有過。
　　
　　《玉鏡新譚》里描述了當時的情況：“舉朝但知有此二人（魏忠賢、崔呈秀），而不知有聖上也。威福日盛，鷹犬日眾，四方孔道，民間無敢偶語者。驛使停驂（官員出差途中休息），即臥榻間無一敢提魏字者。身在京華，童仆往來（派仆人辦事）無敢帶一家書者。去國諸臣（被罷免出京的官員），典衣覓騎，蕭條狼狽，全無士氣，而一經削奪，門無敢謁，郊無敢餞者。雖師生戚友之誼，亦蕩然掃絕，重足而立，道路以目。凡衣冠士庶，相見之間，皆緘默不敢吐半言，即寒溫套語，問訊起居，並忘之矣，唯長揖拱手而已。其婚喪宴會亦不敢設矣。三、四年來，普天率土，凡智慧者化為愚蒙，辯捷者妝成喑啞。中官之威動海內，未有若此大神通也。”
　　
　　社會生活到了這個程度，已非常態。官員和老百姓都不能正常過日子了；自由而快樂的，只有閹黨中三百余人，又豈能奢望平安明朝？
　　
　　魏閹殺人，心冷如鐵，就是幼童也不放過。在一起所謂“逆妖”案中，竟有“怀抱孺嬰赴市曹駢斬，尚盹睡怀抱中未醒者”（《酌中志》）。即使在皇權制度下，這也屬駭人听聞，触犯了人道底線。無怪乎他本人倒台后，牽連親屬，也遭了同樣滅族的報應。
　　
　　有一則流行的事例，被載入《明史》：
　　
　　有四人夜飲密室，一人酒酣，謾罵魏忠信，其三人噤不敢出聲。罵未訖。番子攝四人至忠賢所，即磔罵者，而勞三人金，三人者魄喪不敢動。
　　
　　此事，在夏允彝的《幸存錄》中也有相似記載。一天，某旅店里有五人相聚飲酒，其中一人說魏忠賢作惡多端，不久定會倒台。另外四人心生恐懼，並未附合，有的人還勸他慎言。那人高聲道：“魏忠賢再利害，也不能將我剝皮拆骨！”
　　
　　當夜，眾人正在熟睡中，忽然門被推開，闖進來數人，舉著火把照了照每人的面孔，將議論時政的那一個逮走了。稍后，又把另外四人逮去，帶到一處衙門，見先逮的那人赤裸臥于堂下，手足皆被釘在門板上。堂上有一鮮衣顯宦，正是魏忠賢。魏忠賢對四個人道：“這位說我不能剝他的皮，今日不妨一試。”
　　
　　他命人取來熔化的瀝青，澆在那人身上。待瀝青冷卻，再用錘子敲打，瀝青便與人皮一齊脫落，成了一張完整的皮殼（酷似今日黑屠宰戶給鴨子拔毛）。四人魂飛天外，魏忠賢賞給每人五百兩銀以壓惊，並將他們放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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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對東林黨人，魏忠賢防范得就更加嚴密。自六君子大獄起后，偵騎四出，凡是與六君子有關的人，無不受到監視與跟蹤。
　　
　　魏大中被逮至京后，其子魏學洢也潛入了京師。“既抵都，邏卒四布，變姓名匿旅舍，晝伏夜出。”（《明史》）完全像是在做地下工作。
　　
　　楊漣的親家陳愚，在楊漣被逮后全力以赴幫助楊家進行救援，結果也被東廠盯上，“邏者交跡于門。”
　　
　　高壓之下，人情世態立見冷暖。志士被禍，人人避之惟恐不及，即便親朋好友也躲得遠遠的。顧大章在北行途中，一路上，他所認識的好友都閉門不敢相見，正所謂“檻車塵逐使車轅，一路知交盡掩門”（顧大章《道經故人里門》）。
　　
　　背后發發牢騷，慷慨激昂几句，誰都敢。真要玩命的話，勇敢者百不及一。仕宦者，智識者，知識改變了命運者，大多是紙上的英雄。這才會有——人間道德文章連篇累牘，宵小猖獗于途無人敢問！
　　
　　周順昌的一個同鄉朱祖文是個例外，他曾在周順昌被解到京之前，先期到京設法營救，又去定興、吳橋等出籌款，為周順昌完贓。
　　
　　朱祖文是一名諸生，其祖父曾任都督。他寫了一本日記《北行日譜》，將北上一路上的經過逐一記下。其文朴實生動，繪聲繪色，堪稱古代最好的紀實體文字之一。
　　
　　日記寫道，他與周順昌的兩位仆人唐元、嚴秀從甦州出發，北上過江，在江邊就看到有錦衣衛旗校群集。船到楊州等候過關卡時，兩個仆人登岸，就有一位長髯公招呼他們：“你們來了？”兩人未答理。該人又說：“你們是甦人。”言語間仿佛是很熟悉的樣子。兩人虛應了兩聲：“是啊，是啊。”那人才離去。
　　
　　仆人回穿后，告訴了朱祖文，朱大為惊异。
　　
　　他們一行從清江浦登陸后，有一個差人，騎馬馳過后，忽然又返回來問他們：“你們已經來了？”三人不答。那人也是說：“你們是甦人。”朱祖文虛應了兩聲：“是啊，是啊。”那人才離去。
　　
　　唐元悄聲說：“听他口氣，像是知道了我們的行蹤。”
　　
　　朱祖文怀疑這是甦杭織造李實的手下，專門來緝拿六君子親屬的。此時他身上還帶著周順昌寫給北京朋友的信，想燒掉以減少危險，但又怕進京后沒有憑証人家不肯幫忙。晚上住在旅館里，心里正七上八下，忽然有一群人猛擂旅館大門，其聲甚厲。
　　
　　朱祖文想，這必是緹騎來抓我無疑。再一細听，原來是縣里的衙役來喊里長有事。
　　
　　抵達北京后，朱祖文考慮到京城正在戒嚴，有必要先找個藏身之所。他來到與他祖父有世誼之交的宗都督家，設想這里可以停留几天。叩開門后，他詐稱是因別的事情到京，請求留宿。
　　
　　宗都督已過世，長子在外地做官，家中有二、三子在。兩人相視一眼，皺著眉頭對朱說：“此間大非昔比，即戚里侯門，無不惴惴危懼。倘客非其人（假如留宿了可疑人），十家連坐。君以异鄉入吾門，比鄰已有密伺者，君其務就逆旅乎！”
　　
　　這邊外鄉人一進門，那邊鄰居就有盯著的，看來京中的小腳偵緝隊早已有之！
　　
　　求一宿而不可得，要求暫時存放一下行李也不可。三人只好返回，在長安道上另尋客舍。
　　
　　可哪知道，就連旅館老板也是東廠眼線。朱祖文在京中不過呆了十多天，就被盯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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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旅館老板看他們主仆三人謝絕賓客，又時時密語，不禁起了疑心。一天晚上，居然有一長髯公闖入（看來密探都有一口好胡子），四下里探看他們几人的行裝。
　　
　　到離開旅館的時候，嚴秀因為計算住宿費，跟老板起了爭執。老板很生氣，几次說出疑心的話來威脅。朱祖文擔心出意外，連忙將一件行李贈送給老板，讓他消氣，這才解除了危机。
　　
　　這期間，朱祖文還去找過周順昌的好友朱盡吾，想借宿，朱盡吾卻告之“寢所不便”。他又找到自己的好友蔣士衡，蔣失聲道：“此乾坤，何世界，兄奈何自投此地？”蔣還叮囑道，听說東廠針對周順昌特別派了三十余人，專門抓來跑關系的人，萬望小心。
　　
　　周順昌另一位在京的仆人錢真，后來果然打听出來：“廠衛緝訪果有其人，且五十余輩！”按此計算，那就是派出了300余名偵探，針對六君子的家屬親友進行監視。
　　
　　十多天中，朱祖文感到找人辦事太難。若不是老鄉，人家輕易不肯見。對方若是老鄉，又怕“番子”早就盯上了。朱祖文萬分警覺，與人會面時，都事先約在古廟中。隨身攜帶的信件，有時“糊于壁間”，有時“粘之敝襪底中。”
　　
　　他后來到定興縣去借款，專挑荒僻的小路走，但還是沒躲開偵探的堵截。在半路被几個番役攔住，喝叱下馬。當時情況甚危急。朱祖文和和嚴秀在前，把行李交給三人檢查，又東拉西扯的轉移偵探的注意力。唐光趁机把周順昌寫的求助信扔進嘴里嚼掉，這才免于大難。
　　
　　到吳橋去借款的時候，離北京差不多有700里了，友人仍囑咐千萬不能到鬧市去。
　　
　　朱祖文嘆道：“世道至此，真可畏哉！”
　　
　　魏忠賢專權，一方面濫施淫威，以鎮壓之權防人之口，誰也不許說不好；另一方面，又貪功冒賞，要把世間的好處一個人撈完。
　　
　　按他這種人的習慣思維，功勞不是靠才干、靠勤勉奮斗出來的，而是靠狗仗人勢、巧取而來的。
　　
　　特別是自天啟五年（1625）坐穩了位置后，無論朝中還是邊境，凡諸臣有功，他必居首功；有賞，他必得其上賞。
　　
　　天啟六年（1626）正月，袁崇煥獲“寧遠大捷”，努爾哈赤被明軍大炮擊傷，不久郁悶而死。魏忠賢在此事上寸功未立，卻加恩三等。蔭其弟侄一人世襲都指揮使；其侄魏良卿為肅寧伯。心腹黨羽毛也各有賞賜，惟大功臣袁崇煥賞賜卻甚薄。后在輿論壓力下，才升袁為兵部右侍郎。
　　
　　兵部右侍郎不過是兵部三把手，不知全明朝還有几個用兵能超出袁崇煥的！
　　
　　越是能干的，就越往后排，這也是庸官用人的特色之一。但是打仗是關系到明朝國運的事，魏閹之流榮華富貴全賴國運，他們這樣用人、這樣辦事、這樣考慮問題，真是蠢到了家，好象就怕明朝不早亡似的——正人君子其實不該憂憤，只管看熱鬧就是。
　　
　　時隔不久，魏忠賢又進封寧國公，魏良卿加太子太保，4歲侄孫魏翼鵬封平安伯，3歲侄兒魏良棟封東安侯。
　　
　　真個是：賭徒出身，文盲學曆，一門公候！
　　
　　你能怎樣？
　　
　　——生于濁世，要是太認真了，不等人家把你整死，氣也要氣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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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袁大人被壓制，完全是功臣之悲。真是賣命的不如玩狗的。
　　
　　那一仗，打得不容易。魏忠賢提拔起來的兵部尚書高第，在天啟六年（1626）正月得知努爾哈赤大兵出動，聞風喪膽，下令全線撤回山海關，連十多萬石軍糧都扔掉不管了。只有袁崇煥拒不從命，決心獨守一座孤零零的寧遠城。
　　
　　正月下旬，努爾哈赤率6萬余八旗健兒逼近寧遠城，號稱20萬大軍，而袁崇煥麾下守城的明軍僅有2萬。袁崇煥寫血書誓與城池共存亡，將城外居民動員進城，房屋糧食燒毀，堅壁清野。
　　
　　寧遠城上，還置有11門西洋“紅夷大炮”，嚴陣以待。這紅夷大炮，是購自澳門、由葡萄牙制造的新式大炮。
　　
　　二十四日，后金大兵擺開攻城架勢，袁大人紋絲不亂，只與一名來“天朝”辦事的朝鮮國翻譯韓瑗在城頭閣中，談古論今，大有諸葛孔明之風。
　　
　　“俄頃放一炮，聲動天地，瑗怕不能舉頭。崇煥笑曰：‘賊至矣！’乃開窗，俯見賊兵，滿野而進，城中了無人聲。”（朝鮮李星齡《春坡堂日月錄》）
　　
　　寧遠，仿佛一座深不可測的空城。
　　
　　總攻開始后，后金軍人馬有重鎧，前鋒有戰車。一時箭飛如蝗，寧遠城上，箭簇密如刺蝟。
　　
　　待敵逼近，明軍的西洋大炮開始發言了，每炮一響，煙霧飛騰，后金軍里必是一片死傷。
　　
　　但后金軍拼死的勁頭也真是了得！有少數戰車沖到了城下的炮火死角，突擊隊員開始猛鑿城墻。時間不長，就有三四處地方被鑿通，情勢危矣！
　　
　　袁大人穩如泰山：你有拼死精神，我有經濟規律。他命人把官庫中僅有的一萬兩銀子搬上城，凡擊倒一敵，當場即賞銀一錠。士卒精神大振，無不用命，有面中流矢亦奮勇不退者。
　　
　　袁崇煥還親自挑土堵塞缺口，一不小心中箭受傷，就撕下戰袍一角裹上再干。主將如此，士卒哪里還肯退后！
　　
　　明軍還將一些被褥里包上火葯，從城頭扔下。當時正是寒冬腊月，估計后金的后勤保障也不大好，一見有免費的好貨就紛紛上去搶奪。待城頭一放火箭，下面的被褥立刻騰起一片火海，后金戰車盡被燒毀，人也燒死不少。鑿城運動完全失敗。
　　
　　這一天一直打到夜里二更，“城上一時舉火，明燭天地，矢石俱下。戰方酣，自城中每于堞間，推出木柜子，甚大且長，半在堞內，半出城外，中實伏甲士，立于柜上，俯下矢石。如是屢次，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，堞堞無數。須臾，地炮大發，自城外遍內外，土石俱揚，火光中見胡人，俱人馬騰空，亂墮者無數”。努爾哈赤見城下戰士死屍枕藉，心為之沮，只得收兵。
　　
　　第二天，再來一遍。努爾哈赤親自督戰，集中大股兵力攻城。袁崇煥登上城樓了望台，監視后金軍動向，等到后金軍沖到逼近城墻的地方，才命炮手瞄准敵人最密集處發炮。“炮過處，打死北騎無算”。
　　
　　這一天，后金陣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中炮（具體是誰不明），有關史料均有提到：炮擊“並及黃龍幕，傷一裨王。北騎謂出兵不利，以皮革裹屍，號哭奔去。”（《薊遼經略高第奏報》）“奴賊攻寧遠，炮斃一大頭目，用紅布包裹，眾賊抬去。”（張岱《石匱書后集》）
　　
　　据推測，正在督戰的努爾哈赤大概也是在這一天負了傷。
　　
　　無敵八旗，此時已被明軍嚇得魂飛膽喪，任憑軍官如何揮刀督戰，一到城下掉頭就跑。這一天，激戰最為慘烈。到晚上，后金軍基本上是不行了。
　　
　　第三天，正月二十六日，后金軍雖然還圍困著寧遠，但都離得遠遠的。一靠近，西洋大炮就是一頓猛轟。
　　
　　努爾哈赤完全沒了主意。后來偶然發覺附近的覺華島上有人煙，就派大部兵力去攻打。島上有七千明軍，是負責看守島上糧草的。由于裝備不足，且是水軍，戰斗力不強，最后全部陣亡。努爾哈赤心里才算是稍微平衡了一點兒。
　　
　　大戰三天之后，努爾哈赤知道斗不過袁崇煥，只得撤軍。到二月上旬，大軍全部撤過遼河以東。袁崇煥“憑堅城、用大炮”的守城戰朮大獲全胜！
　　
　　當初“寧遠被圍，舉國洶洶”。如今寧遠捷報一到，京師士庶，空巷相慶。天啟也下旨稱：“此七八年來所絕無，深足為封疆吐氣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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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天啟七年初，后金皇太极發兵攻朝鮮，約6萬大軍跨過鴨綠江，把朝鮮一舉打服。
　　
　　這一時期，袁崇煥一面與后金議和，一面爭取時間抓緊修建錦州，中左所和大凌河三城，把防線向前推進170里。天啟也完全贊同這種暗渡陳倉的辦法。
　　
　　皇太极發現了明軍的這一動向，覺得三城若是建完，無异是釘在自己腦門上的三顆釘。于是就沉朝鮮大胜利之机，發6萬大軍，從沈陽出發，渡過遼河，于五月十一日包圍錦州。
　　
　　明軍守衛錦州的是趙率教、守衛寧遠的是滿桂等人，袁崇煥在寧遠指揮全局。袁崇煥一貫主張“守為正著”，以堅城厲炮，對付后金鐵騎攻城，是以強項對弱項。因此各城只須守住，不須救援，不給敵人野戰的机會。
　　
　　天啟也很贊同這一戰略，並且他還看好寧遠才是山海關的屏障，責令袁崇煥本人不得離開寧遠一步。這樣即便錦州失守，寧遠也決丟不了，從而動搖不了根本。
　　
　　在寧錦一線，天羅地網就這麼擺下，等魚上鉤。
　　
　　皇太极這人，比他老子努爾哈赤的功夫差得遠，在24天之內，與明軍大戰3次，小戰25次，一點兒便宜沒撈著。其間在錦州和寧遠來回跑了一圈兒，兩圍錦州，攻而不克，中間又偷空去了一趟寧遠，就更不能得手了。
　　
　　比較慘的是六月四日第二次打錦州。明軍用西洋大炮、火炮、火彈和箭、石組成火網，后金軍連城墻邊都靠不上。
　　
　　后金突擊隊員冒死以車梯強渡護城壕，被火炮轟死無數，城下屍積如山，一仗就死了3000人。士卒回營后，抱頭大哭，如喪考妣。
　　
　　皇太极知道再打也是白死——繼承了皇位不一定能繼承天賦，何況老爹都打不贏袁崇煥。當天夜里，就撤軍了。
　　
　　此為“寧錦大捷”。
　　
　　在兩次大捷中，天啟皇帝頭腦相當清醒，用人不疑，指揮若定。后勤、兵員保障都很及時。要是給他記個功，那還差不多。
　　
　　但此次魏忠賢又貪天之功為己有，還指使其黨羽攻擊袁崇煥“不救錦州為暮氣”，汙蔑袁崇煥與后金議和導致朝鮮被攻。甚至連撤消寧錦防線的議論都出來了。袁崇煥不服，上疏乞休。
　　
　　天啟這時候也翻了臉，不承認自己曾同意議和。袁崇煥只能凄涼返鄉，回到東莞水南，
　　
　　到七、八月間論功，舉朝又是盛贊魏公公英明，吏部尚書周應秋稱：“廠臣壯志吞胡，赤心報國……將洗三朝未雪之恨，褫十年匪茹之凶。偉哉，浴日補天！允矣，安內攘外！”其余的，也大都是這個調子。
　　
　　順理成章，魏氏一門又是一番厚賞。魏良卿甚至封成了太師，這叫什麼事！就連張居正也只是在臨死前几天才得到這份榮譽。
　　
　　螞螂之子，翻為太師！
　　
　　天下沐猴而冠者何其多也，不過像這樣低劣的猴，像這樣嚇人的冠，大概三千年中絕無僅有。
　　
　　那時，首投魏忠賢的閹黨分子霍維華，已經當到了兵部代理尚書。他從其愛妾的弟弟那里听說，天啟已病入膏肓，活不長了，就起了背離閹黨之心，想悄悄為自己謀個退路。于是上疏，請將給自己的恩蔭，轉給袁崇煥。氣得魏忠賢矯詔罵他：“好生不諳事體！”
　　
　　老魏哪里知道，霍維華要的就是這一效果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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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魏忠賢不僅要搶軍功，其他的功勞——緝奸功、殿功、陵功等，一樣也不放過。
　　
　　天啟六年三月，遼東人武長春在逛妓院時，一時高興放了些狂話，講到了遼東邊境明軍與后金軍作戰的情況。他哪知道，就是在窯子里也有東廠眼線，結果被東廠逮入詔獄。
　　
　　只要落在了許顯純的手里，老母雞也得變成鴨。一頓嚴刑拷打之后，武大嘴承認了自己是后金奸細。恰在此時，明軍在遼東前線有小胜，捷報馳入京師。許顯純趁机為魏公公邀功，上疏說：“長春敵間，不獲且為亂，賴廠臣忠智立奇勛。”說這個間諜要是不抓住，那得惹出大禍來，全賴魏公公大智大忠立下奇功！
　　
　　這功立得也确實夠奇的。天啟一高興，封魏良卿為肅寧伯，賜宅第、庄田，頒鐵券。吏部尚書王紹徽還嫌這不夠，趕緊獻媚，說應該追封魏公公的祖先。天啟就一口氣追封魏忠賢的四世祖先為肅寧伯，這才叫“祖墳冒青煙”了。
　　
　　可怜這武嫖客，一張臭嘴惹來身受磔刑，連骨骸也回不了家鄉了，只便宜了魏忠賢一門老小。
　　
　　但也有另一種說法，是說武長春确為后金奸細。后金的諜報工作是由明朝降將李永芳負責的。他每月花銀一百兩，收買與明朝遼東官員素有交往的劉保，令其按月遞送情報。更有甚者，為了刺探軍情，他還派了自己的女婿武長春，“出入京師，窺探消息，謀為不軌。”（《三朝遼事實錄》）
　　
　　武長春在明萬曆四十六年，也就是后金的天命三年（1618）開始當間諜，混了一個明軍的假身份，以催餉為名潛往京師。天啟元年（1621）后金攻陷遼陽后，武長春一度私自回到山海關，后又受命返回京師。
　　
　　其時，李永芳托人攜銀700兩交給他，令他在京活動。其任務是：只要拿到有价值的情報，就馬上送到“山東平度州陳一敬家”。武長春為了便于在京城潛伏，特意買下了窯姐兒李鳳兒，在楊美竹斜街馬家坊租房住下來了。
　　
　　此間，武長春收買明官季應誠、李廷柱、周應元、李廷棟、薛應魁等人，花費白銀1400兩；又冒頂楊武舉的履曆，鉆營謀個守備官職，意圖掌握兵權，充作內應。寧遠之役打響之前，武長春又潛入寧遠，但見明軍防范不是一般的嚴，連街道小腳老太太都在參與肅奸，沒辦法只得逃往回京。后被東廠緝拿歸案，凌遲處死。
　　
　　這個說法，言之鑿鑿，似乎更可信一些。但是別忘了，許顯純就是干這個的，不把口供做得像模像樣，他哪能輕易騙過皇帝？
　　
　　就算第二種說法是實，抓到一名間諜和打贏兩場保衛戰，功勞孰大孰小？封侯的到底應該是誰？一望而知。可魏公公喜歡功名啊，那就什麼好處都得是他的。
　　
　　就連天啟皇帝完婚，魏公公也有蔭封，不知他這“空前絕后”的老家伙對這有什麼功？
　　
　　此外，凡是重大工程完工，魏公公都少不了有封賞。天啟五年（1625）正月，泰昌帝的慶陵修好，魏忠賢蔭都督同知。天啟六年（1626）九月，皇极殿落成，魏忠賢晉升“上公”，加恩三等，賜田二千頃。就連王恭廠大爆炸，都有人上疏請論魏忠賢“救火功”，結果還真的就有封賞。
　　
　　這樣的冒功無計其數。真個是“今日蔭金吾，明日拜崇侯”，“一門之內，錦衣三十余人，公侯七人”，雞犬鴨鵝，一齊升天！
　　
　　整個魏氏家族，只要能沾點兒親的，叔侄孫甥，無一不封。魏良卿原來不過是一市井佣夫，也就是街邊找零活兒干的民工，后來又賣過菜。到今日，封伯封侯，加太師、賜鐵券（免死牌）、乘大轎，又代皇帝去祭天、祭祖宗。以致天下人都疑心：魏公公這不是想要篡位了麼？
　　
　　這個魏良卿的發跡史，史上獨一無二，可列為中國曆史上最“成功”的一位民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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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對于魏忠賢的曆史作用，在明末就已有定評，閹黨殘余在南明小朝廷時期，雖也曾一度翻案，卻只能越描越黑。
　　
　　但是近些年來，國人思維日漸活躍，有些年輕人喜歡做翻案文章。不管是現代思維也好、是逆反心理也好，總想說魏忠賢沒有那麼坏，且有治國能力；說東林黨無能且小肚雞腸，甚至說天啟時代的東林黨人私德也很糟糕，與閹黨半斤八兩。
　　
　　這些新鮮之論，不過是逞一時口舌之快。想要徹底翻掉這個案件，一是要有証据，二是要合邏輯。
　　
　　東林黨固然有偏激和策略失誤的問題，但作為政府官僚，絕大多數是正人，能夠做到清廉、愛民、不諂附惡勢力。在任何時代里，能做到這三點，就是好官，無須其他技巧技能或者風度。他們雖然迂腐、固執、對人品要求太苛刻，但這些，都不是罪惡！
　　
　　東林的六君子也好，七君子也好，若有一人像閹黨那樣半斤八兩，何至于被追比長那樣也交不夠錢？他們不過是退休官員，無權無勢，又怎麼能贏得百姓舍命保護？
　　
　　設身處地地想，我們自己大多都愿意“父母官”是個好官，恐怕沒有什麼人喜歡官員越坏越好。如果有人喜歡，其身份大抵是開發商或包工頭，那也無須來關心這段曆史了。
　　
　　所以我說，有一種東西叫公論，這東西就是曆史的慧眼。是非善惡，瞞得了一時，瞞不了一世。
　　
　　我們再來看看魏忠賢的作為。他在政治舞台上竄紅有七年時間，真正當國有兩年多一點兒。這個人，究竟有哪些經天緯地之才，我看不到，也推論不出來。
　　
　　前面我已講過，他所干的，無非是殺忠臣、驅良將、哄皇上，霸朝堂。對忠良的戧害，起的是離散人心的作用。對大明來說，罪莫大焉！朝中烏煙瘴氣，朝廷的公信力也就貶值到一文不值，社會逐漸呈現解體之勢。要知道：民心散易，復聚難矣。
　　
　　一個代表公平正義的朝廷，卻以無上權威干了那麼多坏事，那不是皇帝下個罪己詔或者新君即位就能洗白了的。
　　
　　人心是白紙，你的點點滴滴惡跡，都記得一清二楚。民眾對朝廷的認同感一旦完全消失，政權也就如沙上筑塔，眼看著就是——“倒了！倒了！”
　　
　　草民我极力想在曆史的邊角里，找到關于魏忠賢對明朝做的好事實事。但沒有。沒有就是沒有。一個人若是好，不是某史家的一枝筆就能埋沒掉的。況且，古代人的“史筆”，也不像我們想的那樣可以隨心所欲。
　　
　　我在這里把史料上記載的魏忠賢做的“好事”，盡可能地湊一湊，看他是否功大于過，或者可以兩相抵銷。
　　
　　一、魏忠賢救火。天啟六年，御馬草場——天師庵草場失火，火勢凶猛。魏忠賢親自督率內外官員救火，三日方把火扑滅。据說他還親自端盆澆了水。但是，當今也有史家認為，他大可不必親自動手，其目的還是出風頭、想撈取封賞。
　　
　　二、魏忠賢節約。他曾經下令取消后宮長街的路燈，以此節約燈油。但也有人認為，這樣做，是為了方便他和他的爪牙晚上在宮里干坏事。
　　
　　三、魏忠賢搞舊城改造。由于萬曆怠政，紫禁城內多處建筑頹敗荒涼，內金水河也好完全淤塞，成了互不連接的小水洼。魏忠賢親自抓改造，將破敗建筑修理一新，金水河也得以全部疏通。
　　
　　四、魏忠賢為前線籌集馬匹。遼東戰事吃緊，急需馬匹，但這個問題一直難以解決。魏忠賢為國分憂，想了個好辦法。依明朝舊例，大臣有特殊貢獻者可賜給在宮中騎馬的特權，不過，作為條件，騎馬者逢年過節要向皇帝進獻好馬一匹。魏忠賢就一下子賜給几百名太監在宮中騎馬的特權，而后就不斷地降諭旨進馬，逼得這些太監直罵娘。
　　
　　當然，人家也不是吃素的，你要馬，我就花少少的錢買一匹老馬病馬來應付。馬匹交到宮中后，又沒有人好好喂，等分配到前線的時候，那是隨到隨死，哪里做得成什麼戰馬？倒是可以常見軍士們改善生活，大嚼馬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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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五，魏忠賢對待公文非常“認真”。 魏忠賢的官職是秉筆太監，但他同時又是個文盲，這一對矛盾集中在他身上，卻也沒難倒他。《酌中志》說“魏逆不識字，從來不批文書”。他看文件，掌握朝中大事，是靠听人家朗讀。由于他“頗有記性”，又“擔當能斷”，所以他比天啟還是要“勤政”得多。
　　
　　可是，一個不稱職的人驟居高位，拋開黨爭的偏見不說，就他那點兒能力，在政務上也常出笑話。天啟六年初，兵部請示，要把薊鎮鎮虜關的提調（武官名稱）董節，升為都司僉書銜，兼管一個軍事單位的“游擊將軍”事務。可是，報告到了魏忠賢這兒，發現了有問題。他了解到，提調這一級別與游擊將軍之間，中間隔了一級。此人為什麼會跳級擢升？他認為必有隱情（行賄了），于是降旨責問。
　　
　　兵部很快就有了解釋，說都司僉書一職曆來很少有“實缺”，就是說這僅是一個官級，往往沒有可以實際負責的事務，所以提調一級的武官任滿升職，都以都司僉書一職兼管游擊將軍的事務，這是慣例，並非跳級。
　　
　　但魏忠賢是不肯認錯的——上級領導怎麼能有錯兒？他矯詔把兵部主管武官人事的職方郎中余大成削籍為民，把人家的干部資格都給剝奪了。兵部尚書王永光急了，再次說明情況，為余大成講情。但魏忠賢還是不听，訓斥兵部，今后提拔武官要“循級序升，不得越次兼管”（《明熹宗實錄》）。
　　
　　此謂典型的“以不知為知之”。
　　
　　在這前后，還有一件類似的事，倒霉的是閹黨的一個小嘍啰——禮科給事中李茂恆。李茂恆寫了一份奏疏，里面有一句話是“曹爾楨整兵山東”。 魏忠賢一听：不對！這個曹爾楨剛給我送過一個大紅包，我給了他山西巡撫的位置，他原是民事行政官，只有到山西當巡撫（軍民都管）才可能整兵，怎麼在山東就整兵了？哼，讀書人，連山東山西都分不清。在“領導班子”朱批的時候，他就吩咐要批評一下。
　　
　　偏偏這個小小閹黨李茂恆，非要堅持原則：我他娘的就是沒錯！上疏辯解說，曹爾楨原為山東布政使（民事省長），雖然已經升職山西，但還未到任，不可能在山西干什麼事。而年初遼東有警（皇太极要挑釁），兵部曾經令曹爾楨督促地方部隊戒備，所以說“整兵山東”沒什麼錯兒。
　　
　　這一說，還得了！這不等于說我魏某人是白痴麼？于是魏忠賢矯詔，斥責李茂恆“不恭”，也給削了籍。對李茂恆來說，是九十九個頭都叩了，就差這一個不肯叩，好不容易混成個閹黨，卻把前程給毀了。
　　
　　以上所列，就是魏忠賢屈指可數的“政績”。要說他有才能，也就這一點兒。須知，干部選用，必由正道，是千年可循的規律。天啟把這樣一個文盲加流氓的人硬給提到國家中樞位置，能干成什麼樣，那是可想而知的。
　　
　　上述的救火、節油等等，可以說的确是政績。但他一個伙食科長出身的太監，未經過從政的必要訓練，也沒有從政的眼光和胸襟，目力所及，也不過就是宮里的那點兒事。“朝菌不知晦朔，螻蛄不知春秋”。民生、吏治、邊防，這關乎大明興衰的三要素，他怎麼能弄懂？又怎麼來管？
　　
　　大明這輛瘋狂馬車，在他的驅趕下，不朝懸崖狂奔才是怪了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，究竟好在哪里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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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毛一鷺和徐吉看到聖旨，見毫無責備之意，才放下心來。那毛一鷺的腦筋也轉過彎來了：把事情說大于他們自己沒好處，因此在覆奏中，就盡量往小了說。兩人統一口徑，說變民乃烏合之眾，起哄鬧事，由于撫按兩台高度重視，及時果斷派了官兵戒嚴，所以群眾旋即散去，甦州社會已恢復穩定。現已責成知府知縣，馬上緝拿首犯。
　　
　　此外，兩人還把責任往緹騎身上狠勁推，說這幫緹騎身負皇命，到了甦州卻不馬上開讀，無故滯留，勒索商民，結果激成民變。
　　
　　這道覆奏上去，天啟和魏忠賢終于明白甦州事件是怎麼回事了，很快就有詔下來說：“愚民（老百姓的覺悟就是低）狂逞，至擠傷緹騎旗校，雖說是變起倉促，然撫按等官平日教育的功效在何處？据奏犯官既已前來，姑不深究。還著密拿首惡，以正國法，不得累及無辜。”
　　
　　這奏疏，不知是內閣哪個人的手筆，政策性极強。緹騎撒野惹了事，皇家面子丟不起，死也不能跟天下人說實話。因此只說“擠傷”了執法人員，死的緹騎“烈士”也就委屈點兒吧。這樣，把事態的結果說小，只抓首犯也就說得過去了。不累及無辜，是叮囑下面千萬不要擴大化，萬一真的激反了江南，還得我們几個老爺子耗神費力的平亂。
　　
　　聖旨到了甦州，顏佩韋等五人聞知，都自動到官府投案，坦然聲稱：“首倡是我們，脅從也是我們，切勿累及他人！”
　　
　　毛一鷺將五人下獄后，仍在祕密查訪，先后共抓了13個人。吳中士民見官府秋后算帳，都日夕相惊，不知要逮多少人，不知要抓到什麼時候為止。有人還傳說朝廷即將發兵坑殺（活埋）全城，富戶們紛紛收拾細軟准備逃跑。
　　
　　寇慎和陳文瑞見不是事，連忙出面安撫，士民見日久無事，才漸漸安定下來。
　　
　　開審時，五壯士神態自如，視毛一鷺如豬狗，斥道：“你陷周吏部死，官大人小；我們為周吏部死，百姓小人大。”可怜毛一鷺，做官做到了省一級，連做人的起碼道理都拎不清，被平頭百姓鄙視到這個熊樣子。
　　
　　面對毛一鷺的問話，五壯士不屑一顧，只扔下一句話：“為吏部死，復何憾！”（《碧血錄》）
　　
　　10天之內，毛一鷺連上三疏，匯報審訊情況，花言巧語地哄上級，說是“緝獲首難狂民，地方帖服”。
　　
　　本案最終審結，毛一鷺的判決出來了：帶領生員請愿的諸生王節、劉羽儀等五人被奪去生員資格；河邊暴打另一伙緹騎的戴鏞、楊芳等發配邊境衛所充軍；顏佩韋等五壯士被判死刑。
　　
　　五壯士的這個死刑，只是個判決，還留有余地，也就是待決，有時間不定的緩刑期。而且皇帝也有權改變或否定判決結果。
　　
　　知府寇慎感其忠義，吩咐司獄說：“此俱是仗義人，不須拘禁，即家屬送飯，亦不可阻。”地方監獄本來就沒有詔獄那麼恐怖，再加上有知府大人的關照，五壯好歹沒受苦。
　　
　　獄中有人安慰五人道：“當朝首輔顧秉謙是吾輩同鄉，你們或可不死。”顏佩韋嘆道：“顧秉謙已認魏忠賢為父，諸大臣都血肉狼藉，我們如何得免？我們寧愿從周吏部而死，不愿因奸相而獲生！”聞者無不泣下（《周忠介公燼余集》）。
　　
　　他們所追隨的周吏部，后來果然被害死，十月，靈柩運回甦州。五壯士痛哭不止，馬杰說：“忠臣已死，速殺我等，好輔助他老人家做厲鬼擊賊！”顏佩韋道：“上奏是毛都堂，今詔下，生死都在他。我輩被殺后，做鬼也先去尋他！”
　　
　　毛一鷺听到這話，大怒，不禁起了殺心。
　　
　　這時吳中一帶的情況很不穩定，顧秉謙等閣臣關于要抓“漏網魁渠”的精神又傳達了下來，似有將同情東林黨的地方紳士一網打盡的意思。這時候，朝廷因為民變事，換了一個新巡按王珙來接替徐吉。王珙也是個閹黨，他還未到任，在京中了解到吳中的情況，就建議將五人殺掉，了結甦州民變一事。
　　
　　不久，有聖旨下，同意執行。五壯士的命運就此被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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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毛一鷺在執行時，怕再出什麼亂子，就指派兵使張孝去監斬。張孝對五壯士深為敬佩，但又無法抗命，內心痛苦萬分，在行刑過程中淚如雨下！
　　
　　五壯士從容走向法場，相顧笑別。馬杰道：“大丈夫假若病故，則與草木同腐，默默無聞。而今吾等為魏黨奸賊所害，未必不千載留名。去！去！去！”顏佩韋笑對眾人說：“列位請了，學生我走路去了。”
　　
　　說罷，五人引頸就戮。《五人墓碑記》上說他們“意氣揚揚，呼中丞（巡撫）之名而詈之，談笑以死”。
　　
　　這篇墓志銘代代傳誦，至今仍載于中學語文課本內。烈士英名果然不朽，千載之下，仍能映襯那些注定速朽的鉆營之輩，是何等可笑，何等卑劣！
　　
　　行刑完畢后，五人的頭顱被挂在城頭示眾，有賢明士紳花了五十兩銀，將頭顱購回，精心放置在匣子里。
　　
　　五壯士就義前數日，恰逢大雨如注，狂風怒號，稼禾皆摧，太湖暴漲。人皆曰：此乃五人忠義感動了上蒼。
　　
　　据說，后來毛一鷺未得好死。一日，他在家中正與來客一起閱讀邸報（中央通訊報），恍惚見五人前來索命。他惊恐萬分，連忙奔入內室，客人也甚駭异。不一會兒，听到內室有哭聲，緊接著毛一鷺大叫一聲，氣絕身亡！
　　
　　不管這是事實也好、附會也好，此人已是千夫所指，遺臭萬年了。
　　
　　就在烈士就義11個月后，魏忠賢轟然倒台。毛一鷺為拍馬屁在虎丘給魏閹修建的“生祠”也隨之荒蕪。甦州人感念五人的忠義，將他們合葬在生祠的舊址上，刻石立于路邊，名曰“五人之墓”。
　　
　　据說，碑上題字是由天啟二年(1622)的狀元文震孟所手書。此外，崇楨三年（1630）的解元、復社領袖楊廷樞題寫了墓園門額“義風千古”。復社領袖張溥親撰膾炙人口的《五人墓碑記》，他在文中嘆道：“嗟夫！大閹之亂，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，有几人歟？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，素不聞詩書之訓，激昂大義，蹈死不顧，亦曷故哉？”
　　
　　——是啊，縉紳（為官者）富貴不能移的，有多少？大字不識的小民卻能知曉大義，又是何原因？
　　
　　知識就是力量，這力量究竟應表現在哪里？知識改變命運，它同時還改變了些什麼？
　　
　　明末抗清奇人查繼佐，在他的史著《罪惟錄》中說，顏佩韋等人不過是市井小民，連姓名都不為周昌所知，平日見到縣里的尉簿小官，他們都會面紅耳赤說不成話，可是一旦臨難，氣雄百夫，虎虎生風，徒手對凶頑，竟然使權珰氣沮，緹騎不復出都門。這五人雖然沒能讓周吏部活，但卻讓無數像周吏部那樣的人活下來了。而周吏部因有了這五人則不死，雖死而猶生！
　　
　　他的話，說得透徹！緹騎自從在甦州挨了一頓痛打后，嚇得再也不敢出京城半步，魏忠賢也不敢再興如此的大獄。其余不知有多少東林正人，在此之后得以保全。
　　
　　匹夫一怒，血濺三尺，就是秦始皇也要退讓三分。
　　
　　敢問那些視民意如糞土者，難道比秦始皇還要膽大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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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“七君子”碧血丹心永照青史】
　　
　　
　　似魏忠賢者流，無才無德，靠權朮起家，賴庸主提拔，才僥幸爬到了高位。他不會知道，這不過是畸形政治下的蛋。反而產生了巨大的權力幻覺，以為自己具備了某種天才，天下事沒有他擺不平的。
　　
　　這種家伙，既沒有國家觀念，也沒有民本意識。盡管是在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其胸襟也還是一個市井無賴之徒。“水可載舟，亦可覆舟”，像這樣最淺顯的治國之道他都不懂，動不動還想以屠城來泄黨爭之忿。那麼，他所做的一切，其荒誕無恥，其逆民心而動、背潮流而行，也就毫不奇怪了。
　　
　　逮捕周順昌，在甦州遭到強烈抵制，並不是一個孤例。魏忠賢的倒行逆施，所触犯的已不僅僅是官僚集團內較正直一派的利益了，他是在與民眾直接對陣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的專權，迄今為止節節得胜。他環顧海內，也許感覺已無對手。看吧，天下噤口，君子斃命，官場惟余無骨的小人。
　　
　　但這種情況的背面所潛伏的危机，他感覺不到。是啊，此時此刻，誰還有力量能掀翻他？
　　
　　在古代曆史上，皇權就是獨裁，因此獨裁不是問題的症結。問題在于，要想獨裁得安穩一點兒，就要把老百姓的意志當回事。給他們飯吃，讓他們氣順，大廈的基礎才能牢固。
　　
　　就算是皇權政治中的天才，一旦把百姓當豬狗，殺之、困之、鎮壓之，也就離瓦解之日不遠了！天才，救不了暴虐統治的命。
　　
　　因為，在政治這個天平上，民意才是最大的砝碼！
　　
　　魏忠賢胸無點墨，他不懂曆史。魏忠賢是靠拍馬起家的，他沒見過“民不畏死”是個什麼樣子。
　　
　　他不知道，曆史絕不是一條“靜靜的頓河”。它總有令人意料不到的轉折處。當這種轉折一旦降臨，要致他于死命的人，打的就是民意這張無敵王牌。
　　
　　他腳下的基礎，在逮捕七君子之時，就已經開始搖晃。
　　
　　早在逮捕周宗建的時候，吳江縣就已經發生過萬民號泣相送的場面。
　　
　　在甦州民變的同時，常州也有士民萬人慟哭于道，挽留被緹騎逮走的李應升。這與甦州的情形非常相似。
　　
　　當時李應升听說逮報已到，就穿上囚服，自行來到解所候命，神態自若。有人問他：“可曾與家人作別？”他慨然答道：“我志在以身殉國，安能卹家也！”
　　
　　這就是成語里所說的“義無反顧”，決不回頭再看一眼。
　　
　　當知縣帶著公文一到，他就隨同一起去了府城。常州知府曾櫻，慕其忠義，特地到他坐的船上看望他。此外，几位好友也事先來到南察院，與緹騎們商議賄銀數目，以免李應升途中受苦。
　　
　　后來北行到達武進后，李應升的業師吳鐘巒不怕受牽連，留李在自家住宿，兩人作慷慨訣別。李應升感念身世，心情极沉痛，嘆道：“世道如此，讀書何用？我叫兒子不必讀書了！”老師說：“書何必不讀？只是不能像你那樣真讀書。”李應升抬眼望望，此時置身的小亭上，有匾額題曰“清風亭”，他頓然振奮，曰：“此去必不讓此亭笑我！”
　　
　　臨別時，他還向老師要了一本袖珍本的《易經》，准備在路上和獄中研讀。
　　
　　——生死在天，聞道則無悔。志士之慨，怎能不萬古流芳！
　　
　　后來在路過滕陽驛站時，李應升見壁上有國初方孝儒獲罪時題的一首《念子》詩，不禁凄然，也援筆題詩一首，其詩句曰：“最是臨風凄切處，壁間俱是斷腸詩！”
　　
　　三月二十一日，在開讀的那天，常州也有令人激動的一幕。南察院前，聚集了數千士民，填街塞巷，馬不能前。眾人憤怒高呼：“李官忠臣，何忽見其就逮？”（《三朝野記》）
　　
　　一些士民手持短棍，鼓噪道：“入憲署，殺魏忠賢校尉！”周圍民眾齊聲呼應，訇然有如雷鳴。
　　
　　一個賣甘蔗的少年，僅十余歲，當街大呼：“我恨极矣，魏忠賢殺卻江南許多好人！”說罷，奔跑到一個肥胖校尉身后，撩起他的“飛魚服”，一刀就割下一大片肉來，扔到地上讓狗爭食。
　　
　　見此壯舉，民情頓時洶涌，人人疾呼擊殺緹騎。校尉們嚇得魂飛魄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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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知府曾櫻聞訊，連忙趕到現場勸解，同時又請出了李應升。李應升向眾人拜求道：“諸君誠然是愛我，但為何要蔑視朝廷？”他再三勸解，眾人才漸漸散去。
　　
　　當下，曾櫻安排緹騎轉移到東察院去住，並派了重兵護衛。在開讀詔書時，怕發生意外，將大門緊閉，不准閑雜人等一人入內。
　　
　　這一伙緹騎，不僅嘗到了甘蔗刀的厲害，同時也听到了甦州民變的消息，知道那里的同事腦袋都被踩爆了，著實害怕了，對李應升未敢有任何刁難。三月二十三日，一行人悄無息地押著李應升北上了。
　　
　　此次緹騎南下，任務是逮回五人，共有四人被逮到或者自己投案，卻有一人沒有逮到。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攀龍。
　　
　　緹騎來到無錫后，准備三月十八日開讀，有人把這消息告訴了高攀龍。此時他已無欲無求，完全超然于物外。
　　
　　十七日一早，高攀龍去參拜了宋儒楊時的祠堂。楊時是宋代大儒程灝、程頤兄弟的門徒，是“二程學說”的正宗嫡傳，也是宋代東林書院的創始人。而后，便與自己的兩位門生和一個弟弟，在自家后園池上飲酒暢談。
　　
　　他听到周順昌被逮的消息后，淡淡說了一句：“吾視死如歸爾，今果然矣！”之后，與家人談話，平靜一如往常。
　　
　　他寫了一張紙條，封好，交給兒子世寧，說：“明日若事急，可打開。”然后叮囑家人：“勿急，我欲靜思良策，明早處分，當無大禍。”說罷，將所有家人遣出，閉門獨坐。
　　
　　到夜半時分，他整好衣冠，向北方三叩首，然后來到后園，縱身跳入池中自盡，時年65歲。
　　
　　家人于后半夜不見屋內動靜，連忙撞門而入。見室內只有一燈熒然，高攀龍人蹤不見，便急忙四處尋找。最后在后園發現高攀龍人已在水中，面向北，雙手捧心，屹立不動，死了多時了。
　　
　　令人奇怪的是，他衣衫整洁，僅濕了下半身，且未沾染汙泥，口中也未進水。所以，鄉人都傳說，高大人並不是淹死的，而是魂歸于自然，與天地萬物合一了！
　　
　　打開他臨死前寫的紙條，原來是遺疏一道，是讓家人遞上去的。里面說：“大臣受辱則辱國。謹北向叩頭，從屈原之遺則。君恩未報，結愿來生！”（《三朝野記》）
　　
　　此疏在親友鄉鄰間宣讀時，聞者無不潸然淚下！
　　
　　宵小當道，正人途窮，天地間竟容不下一佼佼者在。由此，我們大概可以想見300多年后北京太平池的類似悲劇。忠或不忠，在人間已講不清楚了。千古艱難惟一死，生逢濁世，這“一死”倒也不難。
　　
　　生如狗，何可留？死如鵬，得自由！
　　
　　——悲哉，人世！悲哉，大明！悲哉，億萬蒼生，忍做楚囚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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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高攀龍就這樣駕鶴而去，其余六人則在詔獄中遭受了與六君子同樣的命運。
　　
　　周宗建、繆昌期是最早被逮的，押解至京后，立即送入詔獄嚴刑拷問。
　　
　　繆昌期被逮時，也是很悲壯的。緹騎至江陰，他慷慨而行，曰：“早知此矣，既與應山（楊漣）同事，則應與應山同禍！”三月五日起解之前，他還寫下了一篇《漫記》，將生平大事逐一記下，交與兒子虛白說：“日久事定，方可拿出示人，不要徒取滅門之禍。”
　　
　　他在《漫記》里對自己的評价是：“為文有筆而無學，為學有識而無養，種種欠缺，人所共見，而不敢存營私背君、欺心賣友一念，亦天地神明所共鑒也！”（見《碧血錄》）
　　
　　君子與小人，志士與貪夫，磊落之人與兩足之獸，所有的差別，關鍵也就是這一點而已！
　　
　　北行過江時，他賦詩一首曰：“一死無余事，三朝未報心！”所過之處，百姓攔道迎送。有人听到是他被起解，都忍不住淚下。
　　
　　四月，李應升、周順昌被押解到京。而逮黃尊素的那一路緹騎，在甦州挨打后逃回，黃尊素自己投到官府候命。
　　
　　此外，還有逮周起元的那一路，也同樣遇到了麻煩。据《漳州府志》載，緹騎到了漳州后，地方官員听說退贓即可贖身，就把這話放了出來，家鄉父老立刻在四個城門設立了募捐柜，籌款還贓，“不數日錢滿，士民如數交迄，緹使也為之感動”。
　　
　　不過這個記載恐怕有誤，因為周起元在巡撫甦松十府的時候，既得罪了李實、又得罪了毛一鷺，所以被安的贓銀最多，達十萬兩之巨，比直接得罪了魏忠賢的還厲害（再次印証了“閻王好惹，小鬼難搪”之定律）。漳州雖有海運之利，但士民一下湊齊這麼多錢，怕是不大可能。
　　
　　所以，极有可能是如《罪惟錄》所說，這是大家湊錢來賄賂緹騎的。周起元在巡撫甦松二年中，為百姓做了許多好事，離任時，“吳人無老少皆隨送，涕哭聲塞市”。家鄉人也以他為榮，他一出事，來捐錢的絡繹不絕。有老婦人取下頭簪扔入；也有轎夫在抬客人的時候，特意繞個彎過來，捐出十几文工錢。最終湊齊了賄銀，打發了緹騎。
　　
　　這一路也險些出了大事。有一義士在城中奔走呼號，聚眾為周起元鳴冤。百姓圍住衙署，怒不可遏，差點兒就要痛打緹騎奪人了。
　　
　　周起元連忙跪求眾人：“父老愛我，勿陷我不義！”民眾才罷了手。
　　
　　此時甦州民變案已轟動全國，作為專政机關的緹騎，徹底被人民群眾打服了。逮黃尊素的那一撥，死也不敢再南下；准備押解周起元的這一撥，也不敢帶著人上路。
　　
　　這兩個犯官如何辦？成了燙手的山芋。魏忠賢也不敢再來硬的了，怕再次激起民變，萬一天啟腦筋開了竅，將危及他自己的權勢。于是，經過研究，讓天啟下詔，改由當地巡撫派人押解。最后的這兩人，分別在五月和閏六月才押解到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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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六人陸續下獄后，曾有閣臣上疏請求，在鎮撫司審過周宗建等人后，盡快將他們移交刑部議罪。為閹黨所控制的內閣為何有這樣的提議，不得而知。也許是為掩人耳目，也許是想推卸謀害忠臣的責任，總之很蹊蹺。
　　
　　但是天啟充耳不聞，也可能是魏忠賢早給他進了言，就是要把此案連帶六人的命在詔獄里面了結。
　　
　　皇上沒發話，魏忠賢卻發了話，他嚴禁將一人發往刑部。上次六君子案中，漏了一個顧大章到刑部，結果楊漣等人被拷打致死的慘狀就給泄了密。因而這次一個蒼蠅也不能放出。
　　
　　后來有獄卒偷偷透露了一些，說六人死狀极慘，一點兒不亞于六君子，且大部分真實情況已永遠無人能知了！
　　
　　忠魂無歸處，不見“燕客”來！
　　
　　七君子中的獄中諸人，在生命最后關頭的抗爭細節，永埋黃土，這是最令人慨嘆的一件事。
　　
　　其中繆昌期入獄較早，閹黨始終怀疑楊漣所上的“二十四大罪疏”是老繆代的筆，所以許顯純對他用刑尤狠，平日也要比別人多加一副鐐銬。在酷刑之下，他十根手指全部脫落，只剩下禿禿的手掌。到四月三十日，入獄40多天時，斃命于獄中。
　　
　　合當是天怒人怨，就在繆昌期死后第6天，京師突遭一場千年奇災！
　　
　　天啟六年（1626）五月初六日，上午巳時，也就是9、10點鐘的樣子，“天色皎洁，忽有聲如吼，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，灰氣涌起，屋宇動蕩。須臾，大震一聲，天崩地塌，昏黑如夜，萬室平沉（塌陷）。東自順城門大街(今宣武門內大街)，北至刑部街(今西長安街)，西及平則門(今阜城門)南，長三四里，周圍十三里，盡為齏粉。屋以數萬計，人以萬計。王恭廠一帶，糜爛尤甚。僵屍蕩疊，穢氣熏天，瓦礫盈天而下，無從辨別街道門戶。”（《碧血錄》附錄《天變雜記》）
　　
　　這就是著名的王恭廠火葯大爆炸事件。
　　
　　事發突然！規模駭人！景象慘烈！
　　
　　王恭廠在北京內城西南隅，也就是今天的宣武門內，大約在西城區新文化街以南、象來街以北、鬧市口南街以東、民族宮南街以西的永寧胡同與光彩胡同一帶。這里是明朝工部的火葯庫，內藏10余萬斤火葯。當時凡京營火器所需的鉛子、火葯都是由王恭廠制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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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事故的原因不詳，當時先是王恭廠地內有聲，如雷鳴陣陣，而后火葯突然自焚，產生巨大的爆炸。在王恭廠做工的30余名工匠，瞬間全部被燒死。
　　
　　据今人推算，這次爆炸范圍半徑大約750米，波及面積2.25平方公里。
　　
　　爆炸時的情形极為恐怖、怪异。据明代的正史和各種筆記、小說記載，隨著一聲劇響，只見空中有飆風一道，內有火光，緊接著蘑菇煙云沖天而起（宛如核爆），平地立刻下陷。長安街一帶，紛紛從天上落下許多人頭來，德胜門一帶落下無數人的四肢。這一場碎肢雨，一直下了兩個多小時，實在駭人听聞。
　　
　　爆炸威力之大，也是超乎一般人想象。石駙馬街上有一個五千斤重的石獅子，平日几百人都推移不動，當時竟被氣流一卷而起，飛到了順城門外。還有大木頭甚至一直飛到了密云（今日開車也得好几小時）、人體飛到了薊州。
　　
　　爆炸波及的地方，無論死人活人，皆是赤身裸體。衣服全部飄到了西山，密密麻麻挂在樹上。昌平縣的校場上，也落下了成堆的衣服，里面還夾雜著鍋碗瓢盆、銀錢首飾。
　　
　　當時正走在街上的官員薛風翔、房壯麗、吳中偉的大轎被打坏，傷者甚眾；工部尚書董可威雙臂折斷；御史何廷樞、潘云翼在家中被震死，兩家老小“覆入土中”；宣府楊總兵一行七人連人帶馬沒了蹤影。
　　
　　更為蹊蹺的是，承恩寺街上行走的女轎，事后只見轎子被打坏在街心，女客和轎夫都不見了蹤影。元宏寺街上當時正有一婦女坐轎子路過，氣浪掀起轎頂，這女子身上衣服瞬間隨風而去，惟余婦女一人赤裸坐于轎中，身上毫發無傷（轎夫估計都裸奔了）。
　　
　　約有兩萬多人非死即傷，斷臂者、折足者、破頭者無數，屍骸遍地，一片狼籍，連牛馬雞犬都難逃一劫。王恭廠一帶地裂十三丈，火光騰空。東自通州，北至密云、昌平，到處雷聲震耳，被損坏的房屋無數。爆炸中心周圍有僥幸活命的，也都是披頭散發，狀极狼狽。
　　
　　關于大爆炸的情況，在《明熹宗實錄》、《國榷》、《酌中志》、《帝京景物略》、《宸垣識略》中均有記載，尤其是一位佚名者根据當時邸報撰寫的《天變邸抄》記述更為詳細。
　　
　　這些火葯如何自燃？為何事先不見一點兒征兆而瞬間爆發？最奇怪的是，爆炸中心卻"不焚寸木，無焚燒之跡"，說是火葯庫失火爆炸或地震引起災變等原因，都難以解答。
　　
　　今人將這場奇災，與印度3000年前的“死丘”事件、舊俄時代1908年通古斯大爆炸並稱為“世界三大自然之謎”，迄今仍爭論不休。有地震說，火葯爆炸說，颶風說，隕星說，大氣靜電釀禍說，地球內部熱核高能強爆動力說，隕星反物質與地球物質相逢相滅說等，不一而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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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爆炸發生當時，天啟正在用早膳。感覺有大震后，他起身便沖出乾清宮，直奔交泰殿。“內侍俱不及隨，止一近侍掖之而行”，奔跑間“建极殿檻鴛瓦飛墮”，正中那位近侍的腦袋，頓時砸了個腦漿迸裂。天啟嚇得魂不附體，一口氣跑到交泰殿，躲在了一張桌子底下。
　　
　　當日皇宮也是狼狽已极，“乾清宮御座、御案俱翻倒”。正在紫禁城內修建三大殿的工匠，“震而下墮者二千人，俱成肉袋”。
　　
　　大爆炸震動了全明朝，上自公卿，下至黎民，無不震駭。朝臣中有同情東林黨或對興大獄不滿的，便以上天示警為由，紛紛上疏，抨擊客魏，反對誅戮大臣。天啟也有上諭給內閣，表示了“飲食不遑，栗栗畏懼”，告誡大小臣工“務要洁虔，洗心辦事”、“痛加深省”等等。同時還撥出一萬兩白銀撫卹死難者家屬。
　　
　　從這個官樣文章來看，他似乎是有修省之意。但實際上，天啟是曆史上最不怕上天示警和因果報應的皇帝之一。他的這個上諭，說得懇切且面面俱到，但就是沒行動。這也符合中國政治謀略中“干打雷不下雨”的傳統原則
　　
　　當時欽天監有一位管占卜天象的周姓官員，借机奏報說：“地鳴者，陰有余也，主弱臣強。一曰（另有一說）：下謀上，政在婦寺作亂，殺戮不由上（皇上），政令從下出。”魏忠賢也是個不信天只信自己的人，當即叫人杖死這個占卜官（《玉鏡新譚》）——即使老天發怒，也不許你胡說八道！
　　
　　兵部尚書王永光也委婉表示了對興大獄的不滿，他說：如今罪囚半歸詔獄，追贓即立時斃命，雖然他們罪有應得，但這與“好生之德”不是太不合了麼？他提出，今后應慎刑獄，停緩建三大殿，聖旨應該由內閣票擬而不應徑發“中旨”。當時這類的議論很多，都是針對魏忠賢而發的。
　　
　　天啟總是以一個“知道了”搪塞過去，諸臣說多了，他還要為魏忠賢辯護。災异一過，又馬上給魏忠賢記功加賞。
　　
　　——生活在這樣的時代，你就得學會沒脾氣！
　　
　　由于發生特大災异，京中忙亂，且天啟有明令天下停刑，魏忠賢一時也顧不得詔獄中的這五個人了。
　　
　　据說，錦衣衛有一個重要部門就在王恭廠，估計也崩得剩不下什麼了。緹騎們心里害怕，互相告誡不可太作惡，尤其不可南下。
　　
　　凡此種種，周宗建等人才稍獲喘息之机。但是到了六月中，天啟想起了這几個人，便又下了嚴旨，繼續“追比贓私”。
　　
　　許顯純對周順昌又開始了五日一比，起碼要打四十棍。周順昌性格剛烈，每次過堂都要痛罵魏忠賢。許顯純怕魏忠賢派來“听記”的宦官听見了，回去告狀，就命人狠狠掌嘴。
　　
　　周順昌臉被打紫，仍大罵：“奸賊，打得我的嘴，打得我的舌嗎？”
　　
　　許顯純暴跳如雷，親執銅錘，把周順昌的牙齒全部打落，然后問：“還能罵魏上公否？”
　　
　　好個周順昌，把滿口鮮血向許顯純臉上唾去，仍大罵不止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派來的听記連忙飛報主子。魏忠賢听了，大為氣餒，遂與李永貞商議，于六月十七日夜里，害死了周順昌。
　　
　　次日許顯純上報周順昌病故，兩天后才有旨允許安葬。周順昌的家人來領遺體的時候，只見皮肉已經腐爛，面目莫辨，惟有須發根根豎立，猶有生氣！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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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七君子中，周宗建因首劾魏忠賢以文盲身份亂政，因此許顯純對他用刑尤重。
　　
　　多次毒刑后，周宗建已奄奄一息，臥于地上，不能出聲。許顯純仍攘臂怒目，喝叱辱罵，問周宗建：“還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識乎？”
　　
　　御史王心一見前已有六君子之禍，很同情周宗建等人遭遇，便去見馮銓，說逮了周宗建等人，朝廷大失人望，希望他能出力解救，以挽回人心。馮銓不肯，王心一知事不可為，只得含淚而出。
　　
　　最后，魏忠賢命許顯純以鐵釘釘入周宗建身上，惟求其速死。見周仍不死，就給他套上錦衣，澆以滾水。周宗建頓時皮肉卷爛、赤肉滿身，在极度痛苦中熬了兩日，于六月十七日含恨死去（《明季北略》）。
　　
　　黃尊素入獄后，也備受酷刑。他知道早晚躲不過一死，就賦詩一首以明志。周宗建死后，因周起元路遠尚未解到，獄中惟余他和李應升兩人。黃尊素看到李應升受刑很重，就把自己家人拿來的完贓銀轉入李應升名下，以減輕他的追比之苦。
　　
　　兩人囚室僅隔一墻，黃尊素預感死期將至，便敲壁與李訣別，說：“仲達（李應升字），我先走了！”
　　
　　李應升大聲應道：“足下先行，應升踵至矣（我腳跟腳就到）！”
　　
　　壯士死義，如赴郊游。其浩然之慨，擲地有聲！
　　
　　次日，黃尊素果然被害，時為閏六月初一日。黃尊素就是“清初三大家”之一黃宗羲的父親。黃家赤貧，雖坐贓不足三千兩，也還是拿不出。后多虧故舊、同年及鄉鄰捐助，才得完贓。
　　
　　第二天，輪到李應升。他在死前賦絕命詩二首，其詩句曰：“十年未敢忘朝廷，一片丹心許獨惺。”又寫好遺書，與父母兒子訣別。
　　
　　他的兒子那時尚小，他特別叮囑兒子：若將來上進有望（能做官），則早早開始奉養祖父母；若上進無望，那麼無論如何要做個讀書秀才，將我的文稿、書簡整理好，因為這是“文章一脈”。我苦于生前未能盡到供養之責，所以你祖父母百歲之后，一定要葬在我的墓側，不得遠離。
　　
　　而后，他將遺書交給監獄卒，伏地向朝闕遙拜：“纍臣以身報國，死無所恨。”又望家鄉遙拜父母：“忠孝不能兩全，今生無復見二親矣！”當日即在獄中遇害，年僅34歲。
　　
　　待周起元被解到時，前面諸君子盡已死亡。
　　
　　說來，在閹黨的指控中，周起元才是七君子的“禍首”，其他多人都是被“竄入”（並案）的。王化貞在李實的空奏疏上，填的贓銀數目大得惊人，竟有十萬兩。他入監獄后，魏忠賢指示說不用審，就照十萬兩追比，這顯然是一心要殺他。
　　
　　為了完贓，周起元家產被充公，仍遠不足數目，以至株連親友無不傾家蕩產。他本人到九月，也為獄卒所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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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從天啟五年初以來興起的兩次大獄，把東林黨在朝中的勢力基本趕盡殺絕。在肉體消滅和思想控制兩手並用之下，士大夫或是公開投靠，或者百鳥壓音，“舉朝結舌，而諂諛頌德之風紛起。”
　　
　　在最黑暗的時代，卻到處都有頌歌盈耳。這樣的怪事，恰好說明凡有“老王賣瓜”的地方，必是惡政橫行之處。
　　
　　天啟這個傻皇帝也很高興：魏公公種的瓜，真是越來越甜了！他樂得耳根子清靜，不用再听東林黨人的噪聒了。
　　
　　——盲人騎瞎馬，夜半臨深池。路走歪了還不許人家警告，警告就是別有用心。愚人做事，大抵如此，你跟他理論是沒有用的。
　　
　　真正能讓他清醒一點的就是民意。天啟六年三月間的甦州民變，給閹黨的全胜投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。
　　
　　不僅是緹騎不敢再出京逮人，就是魏忠賢本人，也對民意產生了深深的恐懼。
　　
　　當后來，他想出手最后扼住大明命運的喉嚨時，就是民意這道銅墻鐵壁擋在了他面前，使他不敢再前行半步。
　　
　　自作孽，不可活。殺了那麼多無辜和正直的人，還想有個善終嗎？還想讓后世的人念你一聲好嗎？還想一世、二世乃至傳之萬世嗎？
　　
　　他真是太看低了天意、人心和公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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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四位，周順昌，字景文，號蓼州，南直隸甦州府吳縣人，萬曆四十一年（1613）進士，曾為福州推官（審判長）。他的故事，我們前面也已有所涉及，就是在魏大中被逮進京途中，在甦州盛情款待並與魏大中結為親家的那一位。
　　
　　周順昌疾嫉惡如仇是出了名的。先前在杭州任司理時，到任的當天，同僚設宴接風，席間有藝人演出，演的是岳飛故事《精忠記》。當演到秦檜和他老婆商量怎麼設計陷害岳飛時，周大人按捺不住，飛步上台，揪住演秦檜的演員就是一頓痛打，眾人目瞪口呆。
　　
　　天啟時他曾任吏部文選郎，后辭官。在六君子案之后，魏忠賢的義子倪文煥挾嫌報復，上疏彈劾周順昌“與罪人婚”，還誣告周順昌在吏部選干部時受賄太多，回鄉時連船都壓沉了。
　　
　　其實周順昌辭職后是經河南從陸路回家，並沒有走運河，哪里來的什麼船？知情者無不痛斥倪文煥瞎編。但魏忠賢不管這誣告有沒有“硬傷”，借机削了周順昌的職。
　　
　　在甦松巡撫周起元被罷后，周順昌正在家閑住，寫了一篇《贈周公罷歸序》為周起元鳴不平，順便諷刺了一下繼任的巡撫毛一鷺。毛一鷺讀了這文章，氣暈了，發誓要找机會報復。
　　
　　周順昌當初在送別魏大中的時候，曾當著緹騎的面指名道姓大罵魏忠賢。敢這麼干的人，那時已是天下罕見，魏忠賢于是就把他記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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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五位高攀龍，字存之，號景逸，南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，萬曆十七年（1589）進士。當過一段時間的御史，因為触怒當時的閣臣王錫爵，被貶官后，因親喪回了家。他和顧憲成一道發起東林書院，從者甚多。居家30年，大臣多次舉荐，但萬曆皇帝都不起用。一直到萬曆四十八年（1620）才出任光祿寺丞。前面已經說過，他曾經彈劾崔呈秀在淮揚一帶貪贓枉法，嚇得崔呈秀上門去給他跪下，請他放手，但被他嚴詞拒絕。
　　
　　崔呈秀就因為這個轉而投閹，立即實施報復，攻擊高攀龍和趙南星等朋比結黨，高攀龍被迫挂冠而去，不久又被削了籍。這次閹黨抓他，是因崔呈秀還嫌不解氣，把他的名字竄入了李實空印奏疏，並入周起元一案。
　　
　　第六位李應升，字仲達，號次見，南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，萬曆四十四年（1616）進士，任南康府（今江西星子縣）推官，秉公執法，昭雪沉冤，被當地軍民視為包青天大人再世。天啟三年（1623）升任御史，曾經上疏指責魏忠賢濫用立枷。枷重三百斤，受刑者活不過几天，前后枷死六十余人。他建議，罷魏忠賢東廠之職。此后，在萬燝被杖死、林汝翥被刑杖、魏大中被逮的事件中，都公開跟魏忠賢作對。
　　
　　崔呈秀被高攀登龍彈劾，奏章就是李應升起草的。當時崔呈秀求不動高攀龍，又跑去李應升的住所，給李下跪磕頭，乞求高抬貴手。李應升沒答應，只說：“事情要交付公論，非敢私。”
　　
　　天啟五年（1625）年三月，崔呈秀唆使黨羽誣告李應升，李因此而被革職。六君子死后，李應升悲痛欲絕，設牌位祭奠。他自然也成為魏忠賢的眼中釘。
　　
　　第七位黃尊素，字真長，號白安，浙江紹興府余姚縣人，萬曆四十四年（1616）進士。天啟二年（1622）任御史。在楊漣上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之后，他也曾上疏彈劾魏忠賢。他質問皇上：“天下有政歸近倖，大權旁移，而世界清明者乎？天下有中外洶洶，無不欲食其肉，而可置之左右乎？”言辭相當尖銳。
　　
　　在杖責萬燝、林汝翥的事件中，有一次眾大臣在內閣中爭論處理辦法，魏忠賢派了几百個小宦官到內閣肆意辱罵，內閣輔臣無一敢吭聲，惟有在此議事的黃尊素拍案而起，高聲喝道：“內閣乃國家重地，即便司禮監太監，不奉旨也不能來，你們要干什麼？”眾宦官攝于他的威嚴，才乖乖退去。
　　
　　黃尊素不僅敢干，也很有深謀遠慮，曾經勸鄒元標京師不是講學之地，易于惹是非；勸楊漣若沒有太監做內援，就不要發起總攻；勸魏大中不要攻魏廣微太急，以免他去投閹；但是東林的這些要人都沒有听他的勸告，否則的話，東林黨的處境不會惡化得這麼快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在第一次逮住汪文言的時候，就想牽出一批東林黨來，結果黃尊素跟管鎮撫司的劉僑打了招呼，給攪了局。魏忠賢從那時候起，就發誓要滅此人。
　　
　　這些還都是舊帳，現在又加上與李實“湖上密謀”，那還得了，所以黃尊素也難逃此劫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在前一年，切瓜砍菜地滅掉了六君子，沒見全明朝有什麼抗議和反彈，所以這次底氣很足。有崔呈秀出主意，抓著李實這個冤大頭，一口氣就可以再滅七個。
　　
　　天啟發了話以后，錦衣衛緹騎就大批南下去抓人。因為周宗建和繆昌期在聖旨下的時候就已另案被逮，正在押解途中，所以這次要抓的是五個人。
　　
　　奉旨抓人，那還有什麼好說的！我叫你三更死，你就不能五更亡。什麼天理、人心、良知，惡人們心里哪怕存著其中的一點點，國家怎麼會到這步田地！
　　
　　可是，從大閹黨到小閹黨，還有那憋著勁兒想去犯官家里敲詐勒索的緹騎，都把事情給想簡單了。
　　
　　百姓真的是老黃牛嗎？任你鞭笞而無知覺？
　　
　　人心真的是狗尾草嗎？任你踐踏而無聲息？
　　
　　錯！
　　
　　魏公公，皇帝可以是你們家的皇帝，但人民絕不可能是你們家的人民。
　　
　　他們有知覺，他們要發聲。他們要讓你明白：一萬年不動搖那得看人心的向背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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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魏公公自天啟元年以來一路順風，打擊正直的官僚勢如破竹，卻還不知道人民有多厲害。
　　
　　此刻他在京城一聲吼：“抓人！”其效果有如山搖地動。錦衣衛掌堂田爾耕不敢怠慢，當下派出張應龍、文之炳等一共60名旗校，出都門，晝夜兼程。
　　
　　此行江南，油水可大乎？
　　
　　這60人的心中，縈繞的大概都是這個問題。
　　
　　可他們忽略了，江南這地方，文明程度高，又是當時世界上手工業最發達的地方，市民社會已相當成熟。文明程度高，孔孟之道中的民本思想就滲透人心；市民社會發達，輿論就有相當獨立的立場和原則。
　　
　　緹騎們只以為江南柔弱地，一鞭子就能把人給打老實了，他們忘記了這里自古也是出豪俠的地方。去年緹騎在湖北、安徽等地抓六君子的時候，江南一帶就民情洶洶。不過那時人們還有幻想，以為六君子終能洗清冤屈，或者早晚能夠生還。他們沒鬧，是不愿給六君子添麻煩。
　　
　　今年不同了。這回要抓的五人，除了黃尊素是浙江余姚人之外，其余四人都是甦州、常州人。四路緹騎下江南，要來抓清清白白的東林黨，這本來就令江南士民義憤填膺。再者，以去年為例，江南人這次全都知道了：几位大人一被抓去，就絕無生還的希望！
　　
　　這他娘的是什麼世道？
　　
　　一面是倒行逆施的閹黨權貴，一面是正直清廉的下野官員，民心靠在哪一邊，那是想也不用想的。
　　
　　因此，當10天后，消息一傳到江南，無异于火星掉進了火葯桶！
　　
　　60名緹騎，以為手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聖旨，就可以所向披靡了。他們可知道：江南等著他們的有百萬之眾？顯然是知道。但是，狗腿子們從來眼睛里看不到有人民。這些人民，吃什麼，喝什麼，愛什麼，恨什麼，與大明朝有什麼關系？我們只按聖旨辦！
　　
　　——他們這一腳，可就真正踏入地雷陣里去了！
　　
　　惹出大亂子的地方，是在他們並未看得太起的人物周順昌的家鄉。
　　
　　周順昌官不大，也沒什麼錢，辭歸后家中只有几間破屋。但是他在甦州當地深得民望，鄉中百姓有冤，或者郡中有大事，大家都來請他主持公道。
　　
　　緹騎出京后，周順昌自知不免，早已有思想准備。
　　
　　三月十三日晚，好友殷獻臣的兩個兒子來拜訪，周順昌一向喜愛這兩個年輕人，當夜留他們做徹夜長談。周順昌聊到了宋代朱熹的事：“朱子尚未不能免被人排陷，何況我呢！”又聊到《文天祥傳》，為兩個小友詳細地講解了這文章的內容，並以古今第一完人文天祥自勉。
　　
　　三月十五日傍晚，緹騎到達甦州。親友們聞訊都來到了周家，人人面帶悲戚。
　　
　　周順昌卻很坦然，說：“我知道詔使一定會來，不要效楚囚對泣。”他叫過長子茂蘭，叮囑道：“家無余財，倒省得你們兄弟經營了。將來要勤于讀書，安于清貧，無損清白家風，我自是雖死猶生！”
　　
　　夫人吳氏當場哭得几次昏死過去，几個兒子也跪地大哭，聲聞四鄰。但是周順昌仍神態自若。
　　
　　——人生固然有無數悲哀，但只要死得光榮，也就不算最悲哀的了。
　　
　　——千秋的《指南錄》，萬代的文天祥！
　　
　　袞袞衣冠，古來多少皆做了土。大丈夫若能死如文天祥，能讓萬代的婦孺小兒稱誦其名，那麼，即便兩袖清風終其一世，又復何憾哉！復何憾哉！
　　
　　傍晚時分，知縣陳文瑞帶著公文來到周家。他是周順昌在吏部時一手提拔起來的，對周的為人一向敬重。來的路上，一路痛哭不止，淚水將衣襟都濕透了。
　　
　　周順昌听說知縣到了，立刻換上待罪的囚服，出門迎接。隨同來的衙役上前一把逮住周順昌，被陳文瑞厲聲喝住。
　　
　　陳文瑞與周順昌相揖進門，知縣大人請周吏部料理一下家事，然后跟他去縣署候命。周順昌說：“無事。”
　　
　　他的妻舅吳爾璋問，你難道就這麼悠然長往了麼，要不要留下几句話——這是生離死別啊！
　　
　　周順昌說：“沒有什麼事可亂我心怀！”
　　
　　他看見桌子上有一塊牌匾，猛然想起：“我答應給龍樹庵僧人題字，今日不寫，有負諾言。”說罷，提筆寫下“小云栖”三字，字大如斗，酣暢淋漓！
　　
　　寫罷，擲筆而起，浩氣滿怀：“此外，再無一事了！”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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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到了夜深時分，周順昌對陳文瑞說：“大人在舍下，無以招待，歉甚！”他讓家人熬了一鍋粥，請陳文瑞吃。陳文瑞不便拂其好意，但是如何能咽得下，在場親友也都淚落如雨。
　　
　　十六日一早，周順昌拜別了家廟，就隨同陳文瑞前往巡撫衙署。分別的一刻，兒子牽衣不舍，闔家號啕痛哭，獨周順昌一人意氣自如。
　　
　　因為他在當地為百姓辦了不少好事，因此在前往巡撫衙署時，百姓都想來瞻仰其風采。“士民擁送者，不下數千人”（《明史紀事本末》）周家門前的街上，處處人山人海。
　　
　　朝廷要逮周大人的事，早已傳遍郡中，即便窮鄉僻壤的農民，也連夜趕來，聚集在巡撫衙署的門前，要看看“周吏部”。從十六日起，每一天，必逾萬人！
　　
　　甦松巡撫毛一鷺沒想到有這個陣勢，嚇得膽戰心惊，生怕出問題，就讓陳知縣趕緊將周順昌換地方。一日几易其地，且明令不許百姓聚集。
　　
　　但是官府說不出個名堂來，老百姓怎能听你的？甦州城內眾口一詞：“周吏部清忠亮節，何罪而朝廷逮之？”
　　
　　听說周大人被轉移到了吳縣縣衙，老百姓又前往縣衙，在門前聚集不散。次日天明，復又聚集。這樣的場面，從三月十五日一直持續到十八日，通城惶惶！
　　
　　緹騎們計划在這里歇兩天，于十八日開讀聖旨，讀完了人就要帶走。滯留的這几天，是他們向犯人家屬索賄的時間。
　　
　　這幫家伙根本不知道、或者視而不見群眾已達臨界點的情緒，按照慣例放出話來：“不送錢來，則周某途中不保，縱然是枉死，誰敢去告御狀！”
　　
　　惡奴們向來就這樣直來直去，省卻了高官的假仁假義。
　　
　　然而周順昌，清官一個，哪里有什麼錢！他身上只有七錢銀子，日前又把三錢資助了朋友的喪葬費，此時袖中只有四錢銀子。
　　
　　面對緹騎的勒索，他厲聲道：“七尺之軀，今已交給你輩，即不送一文，能奈我何！”
　　
　　不過，他的好友楊惠庵還是怕緹騎在途中加害，私下里發起募集錢款，以備打點這幫惡狗。
　　
　　甦州城內一些士民聞訊，都紛紛慷慨解囊。有的窮打工的預支了工錢，有的小販把自己的舊褲子也典當了，都聊表心意，總共湊得了一千兩銀。
　　
　　緹騎們見一嚇唬就來了銀子，好不高興，便得寸進尺，索要更多，不然的話還是“途中不保”！
　　
　　緹騎的話傳開來后，縣衙前群情激憤，道路喧嘩。整個甦州城，到處都在議論這事，這古城猶如一座一触即發的火葯庫！
　　
　　有個平素對周順昌怀有怨恨的衙役，不知道深淺，在大街上對人說：“痛快，不想周爺也有今天！”
　　
　　話音剛落，就有人一把揪住他的頭發：“眾人皆怒，何以你獨痛快？說！”
　　
　　圍觀群眾一擁而上，拳打腳踢，險些沒把那小子打死！
　　
　　這是山雨欲來的前夕……
　　
　　十七日，前來縣衙探望與聲援周順昌的士民，比前日更多。周順昌出來，對大家侃侃而談。
　　
　　看著周吏部平和的神態，听著他那中正的議論，眾人無不淚下！
　　
　　自從緹騎一來，甦州商戶就開始罷市，抗議抓人。老百姓痛恨緹騎頭子張應龍、文之炳。但一時沒人敢率先發作。
　　
　　商人之子顏佩韋，家資丰饒，為人慷慨豪俠。他挺身而出，手執焚香在全城漫游，邊走邊哭喊：“欲救周吏部者，從我！”他的好友馬杰，也敲著梆子大聲呼喊，“一時執香從者萬人”！
　　
　　甦州市民或議論、或流淚、或大罵，全城已經開了鍋！
　　
　　諸生王節、文震亨、劉羽儀在一起商議道：“人心怒矣！吾輩讀書人應去謁見撫按兩台，請他們制止緹騎，緩解眾怒。”他們又出面勸說群眾：“父老勿過激，過激，只能加重吏部之禍！”市民們也同意有所約束。
　　
　　這一天日暮之后，一幫好友前來縣衙陪伴周順昌。陳文瑞特地備了一桌酒席。周順昌考慮到陳文瑞的身份，不想給他惹麻煩，就堅持不讓他做陪，只與朋友們一起飲酒。
　　
　　席間，周順昌慷慨談生死，氣概絕倫。他對諸友道：“我即使不能像古代禪師那樣把臨刑就義視為劍斬春風，但也決不會乞怜苟免。審訊之日，我必罵鼠輩矯詔擅權，死了也要去太廟向二祖列宗（指明朝各位先帝）陳訴，以誅此賊！”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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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酒酣耳熱之際。大家又講到朝政日非的現狀，不禁都激憤起來，覺得國家沒有希望了。周順昌獨不氣餒，說道：“先朝權珰如汪直、劉瑾輩，依附者眾，看似燎原之火，然而一朝扑滅。魏閹亦不會長久，只是我不能親見其覆滅而已。”
　　
　　說罷，索筆將舊作七律兩首題于扇面上，其詩句曰：
　　
　　云宵事業看雄劍，吊古惟應問烈夫！（《周忠介公燼余錄》）
　　
　　其心志、其節操、其胸襟，直追前賢。即使在今日，亦能愧殺萬千貪鄙之徒！
　　
　　三月十八日，是預定的聖旨開讀之日。甦州城內，民眾傾城而動，來到縣衙送周順昌前往西察院听旨。時逢大雨，但不期而至者竟有几十萬人。每人手執香火，焚煙如霧，街道兩旁邊只見拈香點點如列炬。
　　
　　中午時分，周順昌被押出。一路上，百姓夾道而送，哭聲震天。不斷有人高呼：“愿救我周爺！”
　　
　　由于道路擁擠，巡撫、巡按、甦州知府、吳縣縣令的大轎都難以前行。
　　
　　察院此時大門尚未打開，這里也是一片人山人海。察院的衙署緊鄰城墻，不少人就爬到城墻垛口上，上下遙相呼應，喊冤之聲震天。
　　
　　全城的諸生五百人，身穿公服，在門口列隊，准備向巡撫（省長）和巡按（省政法首長）請愿。
　　
　　周順昌目睹此景，為之動容。他四面作揖，請眾人散去，但卻無一人離開。
　　
　　不一會兒，巡撫毛一鷺、巡按徐吉的大轎到了，百姓紛紛執香伏地，呼號之聲如奔雷潟川！
　　
　　毛一鷺命令打開大門，民眾便趁机蜂擁而入。
　　
　　這時，只見堂上已擺好宣讀聖旨用的幃幕儀仗，錦衣衛校尉侍立一側，虎視眈眈。堂下犯人下跪的地方擺著鐐銬和枷鎖。
　　
　　諸生王節、楊廷樞、劉曙、鄭敷教、劉羽儀、文震亨等一干人，走出人群，含淚向兩位大人進言道：“周吏部清忠端亮，眾望所歸。一旦触犯權珰，遂下詔獄。百姓怨痛，萬心如一。明公為天子重臣，何以慰洶洶之眾，使事態無崩解之患？”說罷，諸生皆失聲痛哭（《明季北略》）。
　　
　　周圍民眾也齊聲喊道：“周爺若死，民亦不愿生！”
　　
　　毛一鷺惊恐异常，良久才說：“聖怒如此，奈何？”
　　
　　諸生中立刻有人說：“今日人情如此，明公獨不為青史計乎？何不据實上奏，請皇上開恩，周吏部不必押解京師，請撫按就地勘治！”（見《周忠介公燼余集》）
　　
　　毛一鷺只得漫聲以應：“好，好。”
　　
　　此時又有人說：“今日之事，實乃東廠矯詔，且周吏部無辜，不過是話說多了而遭禍。明公若懇切上奏，如幸而事成，即是明公不朽之事。就算不成，而直道猶存天地間，明公所獲名聲亦大矣！”
　　
　　這邊正在交涉，那邊緹騎等得不耐煩。他們在京城驕橫慣了，不察民情，便交頭接耳道：“這幫人圖的什麼？”
　　
　　只見人叢中有兩人奮力擠出來，跪在地上不起。一位叫楊念如，是服裝店老板；另一位叫沈揚，是市場經紀人，這兩人此前都沒見過周順昌，只是久聞其名，心中感佩。他倆哭訴道：“大人不答應，我們不起。”
　　
　　帶領眾人請愿的馬杰，按捺不住，在人群中高聲痛罵魏忠賢為“逆賊”！
　　
　　錦衣衛校尉見哭哭啼啼的沒完，來了狗腿子脾氣，躥出來用棍棒打傷了沈揚。周順昌的轎夫此時也在人群中，他自听說主人被逮的消息后，痛哭了三天三夜，米水未進。見校尉如此沒良心，怒從心頭起，上去就要搶奪校尉的棍棒，結果被校尉打傷了額頭。
　　
　　緹騎頭頭文之炳見眾人居然敢阻撓執法，勃然大怒，大罵：“東廠逮人，鼠輩敢如此！”說著，把一副鐐銬擲于地上，大呼：“囚犯安在？速押上檻車，送東廠！”
　　
　　在明朝，執法机构東廠和錦衣衛並非一回事。東廠是太監掌管，錦衣衛是由政府節制。東廠勢力遠大于錦衣衛，有權監視親王、國戚、閣臣和全國軍民。在京城提到東廠大名，首輔大臣也為之膽寒。文之炳這麼說，既有冒東廠之名壓人的意思，也是指抓人是出于東廠頭頭魏忠賢之命。
　　
　　他這是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。甦州不是京城，百姓不是官僚。草民又不想加官進爵，他們服氣的是好官，不服的是惡政！東廠之名，臭遍天下，不提便罷，一提那還得了！
　　
　　文之炳的這兩句話，無异是把火種扔進了巨大的火葯庫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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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眾人聞言，都怒不可遏，紛紛喊道：“我們還道是天子之命，原來是東廠呀！”
　　
　　請愿領袖顏佩韋高聲質問：“你言東廠逮官，難道此旨是出于魏監麼？”
　　
　　校尉們哪見過對魏公公敢這麼不敬的，厲聲叱道：“大膽，剜了你的舌頭！旨出東廠又怎麼樣？”
　　
　　顏佩韋再也壓不住火，他回望身后千萬人，舉臂而呼：“吾輩還當是天子下詔！他東廠何得逮官，分明是矯詔。打啊！”說罷，從人叢的肩頭一躍而過，劈手奪過緹騎手里的棍子，掄起來就痛打文之炳。
　　
　　打！打！打！馬杰、沈揚、楊念如、周文元四人也發了一聲喊，一起沖上前去，痛揍這些穿著“飛魚服”的王八蛋。
　　
　　群眾早已忍無可忍，隨即一擁而上，勢如山崩海嘯！堂堂察院衙署，頃刻之間欄楣俱斷。
　　
　　砸這幫狗日的！眾人紛紛脫下木屐（木拖鞋）向堂上甩去，瞬時密如矢石。
　　
　　匹夫之怒，亦能翻天！
　　
　　緹騎平日里欺壓百姓成了嗜好，哪想到百姓也敢公然“抗法”？一怔神間，各個被砸得頭破血流，鬼哭狼嚎。
　　
　　什麼叫“汪洋大海”？什麼叫“一小撮”？
　　
　　這就是！
　　
　　眾緹騎見勢不好，各個抱頭鼠竄，有的逃進廁所里，有的攀到房梁上，有的躲進花叢中，但都被民眾搜了出來，一頓暴揍。
　　
　　當此民不畏死之時，緹騎的威風瞬間就化為烏有。這些平日里牛逼坏了的“飛魚服”們，此時只能在民眾面前叩頭如搗蒜，苦苦哀求。
　　
　　百姓哪能饒得了他們，將這些家伙分別圍住，拳腳齊下，盡情痛毆！
　　
　　一個校尉逃得快，爬到了堂后閣子的頂梁上。哪曾想頂梁晃動，他惊懼過度，咕咚一聲摔了下來。楊念如一步搶上去，几下就把他打死了。
　　
　　從尉李國柱被眾人圍毆，有人一腳踢在他頭上，屐齒刺入后腦，當場斃命！
　　
　　有的校尉被打得急了，拼命翻墻而出，結果又被墻外的民眾抓住痛打。
　　
　　嗚呼！今日何世，乾坤倒轉若此？
　　
　　周順昌目睹此景，心里難過。他說：“雷霆雨露，都是君恩。百姓鬧成這樣，我一死不足惜，倘若貽害地方，如之奈何？”
　　
　　他的好友殷獻臣也极力勸阻群眾。但是，眾人正打得痛快，哪里肯罷手。大家知道毛一鷺也是閹黨一伙，都恨他陷害忠良，嚷著要把這狗官也揪出來。毛一鷺大惊，官架子也不顧了，倉皇跑進內院，躲在廁所里。估計是干脆跳下了糞坑，才免于一劫。
　　
　　知府寇慎和知縣陳文瑞，平素愛民有道，說話還比較有市場。他們怕事情鬧得太大，于周順昌和眾百姓都不利，就多次出面勸諭。待百姓稍稍息怒，趕緊派人將毛一鷺護送離開了現場。
　　
　　直至半夜，民眾才逐漸散去。
　　
　　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“開讀之變”，也是明代影響最大的一次民變。
　　
　　王朝到了末世，奸臣公然踐踏民意，貪官不顧民之死活，維系社會的綱常實際上已經瓦解。朝廷權威，在民眾心里一錢不值，而朝廷反而比以往更加濫施權威。官民之間，不要說魚水，就是陌路關系都達不到，雙方互為仇寇。這樣的情勢，因一事一人而起，触發民眾騷亂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　　
　　登高一呼，從者云集。
　　
　　——這已經可以嗅到朝廷解體、天下民眾揭竿而起的氣息了。只有蠢到如天啟之輩，才認為老百姓造反不過是說笑話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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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民變的當日，還有一個插曲。傍晚時分，剛平息不久的人群，猛然又喧嘩起來。原來是前往浙江逮捕黃尊素的那一撥緹騎，坐船途經甦州，就泊在胥門。他們對城內的民變毫不知情，還是像過去那樣——我是你爸爸！大肆向地方官索取錢財，上岸去向酒家強索酒菜。
　　
　　有几個剛剛參與鬧事的民眾走到這里，發現居然又來了一伙，上去揪住就打。有人還登上城墻大叫：“緹騎又來了！”
　　
　　數萬民眾齊聲發喊，一起奔向胥門，追打緹騎。打了還不解恨，又將他們扔到河里。
　　
　　緹騎乘坐的船，被眾義民一把火燒掉。船里的衣冠、駕帖（逮捕証）、信牌（工作証）等等，也都被拋入水中。
　　
　　几個落水狗不識水性，勉強游到對岸，剛上岸，又被農民拿著鋤頭追趕，慌不擇路，只得又返身跳進水中，几個人抱著一塊大木板順流而下，一面張口大罵：“東廠誤我！”一直漂流到僻靜處，才得以狼狽上岸。
　　
　　這一路緹騎莫名其妙挨了頓打，把駕帖也給丟了，浙江也去不成了，只好雇了小船，連夜逃回京師。最終還是黃尊素自己投了案，這檔公事才算了結。
　　
　　當晚，鬧事的民眾散去后，寇慎和陳文瑞派人到西察院，把奄奄一息的緹騎扶起來。狗日的們被打的血肉模糊，亡魂喪膽，一听到人聲稍大，就全身顫動，大呼饒命——神經都有些錯亂了。
　　
　　稍晚，毛一鷺也派來一隊帶甲軍卒，圍住察院，嚴密保護北京來的“飛魚服”。
　　
　　他怕民眾再次鬧事，就命將周順昌轉移到理刑公署關押，派了重兵把守。周順昌當夜宿于署內，猶吟誦于謙的詩句：“粉身碎骨渾不怕，要留青白在人間！”
　　
　　民變后，甦州百姓為抗議皇帝無道，紛紛罷工罷市，紡織机匠“不行織机”，“負擔者息肩，列肆者罷市”，事態有擴大之勢。
　　
　　五位民變領袖謀划道：“我輩拼死為國除害，可以一千余人拿下武林，殺稅使，焚其府；另以一千余人下昆山，抄顧秉謙之家，然后自囚請死，雖寸磔有余快。”但顏佩韋不同意，他說：“不可，吾儕小人，死何足惜，江南賢士大夫尚多，使置我輩而反借此傾諸賢，是我輩累之也。”（《碧血錄》）最后他的意見占了上風，這才沒釀成更大的變亂。
　　
　　毛一鷺那邊，當然也忘不了躲糞坑之恥，派人密查帶頭鬧事者姓名，甦州城內頓時流言四起，人心惶惶，形勢仍是一触即發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在甦州安插有東廠密探，目睹民變，膽戰心惊，連夜屁滾尿流跑回北京去告變：“江南反矣，盡殺諸緹騎矣！”
　　
　　緊接著著第二撥告變的又到：“已劫周順昌而豎旗城門，城門晝閉！”
　　
　　第三批告變的更是夸張：“已殺巡撫，斷糧道而劫糧食船矣！”
　　
　　坏消息接二連三傳來，魏忠賢嚇得心惊肉跳，坐立不安。閹黨上下，人人為之震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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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那几天，整個甦州地區“舉國若狂，几于不可收拾”（《明熹宗實錄》）。
　　
　　肇事之首、甦杭織造太監李實听說了民變的消息，惊慌失措，閉門痛哭，致使兩目盡腫。
　　
　　周順昌見形勢仍然危急，便對親友們說：“我若不趕快起行，禍事不已，我不能以一身而累全城！”
　　
　　為此，他几次請求毛一鷺等趕快批准起解，但毛一鷺和巡按徐吉疑心這是周順昌用的計策，他們怕途中有變，不想行動。最后，知縣陳文瑞以自己的官職擔保，這才決定于三月二十六日晚間啟程。
　　
　　這夜，敲過二鼓，街上人蹤漸稀，在府縣派出的軍卒護送下，緹騎一行乘船離開甦州北上。
　　
　　出得城來，到了望驛亭，見四周都是荒郊野外，緹騎們才戰戰兢兢取出詔書，念了一遍，草草完成了讀旨儀式。几個胖頭腫臉的小子，撇下兩個留在甦州的“烈士”，押解著周順昌連夜北遁——來時的牛逼已蕩然無存！
　　
　　周順昌的長子周茂蘭，不忍就此與父親永訣，徒步隨船一直走到京口。周順昌怕兒子被緹騎所害，喝令他馬上返回。周茂蘭只能從命，駐足遠望江上帆檣遠去，哭得昏死過去。
　　
　　此時在北京，魏忠賢也已成了熱鍋上的螞蟻。
　　
　　因為這次的誣陷和逮捕，主要是崔呈秀出的主意，魏忠賢遂遷怒于崔，把這小子叫來罰跪，喝叱道：“你教我盡逮五人，今日激變矣，奈何？”
　　
　　崔呈秀惊恐萬狀，頻頻叩頭請死，被魏忠賢喝退。
　　
　　閹黨毛一鷺在民變平息后，也趕忙上疏告變。他擔心皇上埋怨他辦事不力，就故意夸大民變程度，說甦州已大有揭竿之勢，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。
　　
　　奏疏到了通政司（皇帝祕書處），光祿寺卿（宮廷餐飲部部長）、甦州人徐如珂得知了內容，大惊：這疏上去，不是就要血洗甦州了麼？為家鄉父老計，他連忙找到相熟的通政司官員，請他們緩上此疏，由他去另外想辦法。
　　
　　正在商議間，巡按徐吉的告變奏疏也到了。徐如珂拿過來讀了一遍，見徐吉只說是士民無知逞狂，現已平息，沒說是要造反，心下便一松。他請通政司的人先把徐吉的奏疏呈上去，毛一鷺的就先壓一壓。
　　
　　民變平息的情報同時也到了魏忠賢那里，老魏這才稍緩了一口氣。但一听說有緹騎被百姓毆死，不禁又惡從膽邊生！
　　
　　此時的朝臣，已絕大多數為閹黨一伙，只恨東林不死絕。眾人紛紛敦請魏公公，趕快請旨，發大兵前去甦州屠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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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徐如珂見情勢緊急，憂心如焚。他突然想到，可以借顧秉謙之力去勸魏忠賢不要發飆！但轉念一想，自己去求顧秉謙怕是面子不夠大，就偷偷傳出話去，故意讓顧秉謙的家人知道：“甦州人知皇上將派兵屠城，皆言：聖旨必由首輔親擬。故擬舉火焚燒顧家，然后等死！”
　　
　　顧的家人聞言，大為震惊。回去一說，顧閣老也覺得非同小可，情急之下，半夜三更跑到徐如珂家里去問計。
　　
　　徐如珂沒別的話，只說：“顧公您正當國，家鄉卻要興大禍，如何向父老交代？廠臣（指微忠賢）最听您的話，何不勸阻其發兵，以平息眾怒，消彌禍患？”
　　
　　顧閣老是油滑之人，凡事不肯冒險，因此對甦州的家產不能不顧及。他左思右想，只有自己出面去攔阻發兵了。
　　
　　于是他進宮去見魏公公，長跪不起，曰：“甦州是錢糧重地，倘若大亂，國賦將如何？”
　　
　　魏忠賢聞言，心中有所動，怒氣稍息，答應只處死倡亂者，余皆不問（見《全吳紀略》）。
　　
　　這一段情節，在《先撥始志》中則有另外一個說法——
　　
　　說是這日，魏忠賢親自去內閣指示處理辦法，他對閣臣說：“上怒甚，必誅盡為亂者！”
　　
　　當時首輔顧秉謙因家鄉發生事變而嚇得病了，內閣代擬詔的是閹黨丁紹軾。這個家伙還算較有頭腦，他勸阻道：“公誤矣！京城仰仗東南漕運糧（從運河輸送糧食）數以百萬計，地方有事，正應示以寬大，而反以嚴旨激之，若有他變，誰任其咎？”
　　
　　魏忠賢一時語塞，默然良久。
　　
　　馮銓年輕氣盛，不同意丁紹軾的說法，一把搶過丁紹軾手中的筆，要自己擬旨。但要下筆時，卻心中茫然，不知如何寫才好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不大懂這里面的奧妙，只顧在一旁催促。
　　
　　最后還是由于丁紹軾擬旨，呈進天啟看過后，由魏忠賢傳達下來：“將周順昌逮到酌議。小民無知，為何擁眾呼號，几成鼓噪，法紀安在？果即日解散，故不深究。再有違抗，為首的定行拿究正法，且加重本犯之罪。”
　　
　　這道聖旨确實相當溫和。看來，統治者也有威風不起來的時候。后來，顧秉謙病愈上班，又在這道聖旨上添了“漏網魁渠”之語，為逮捕民變首領導埋下了伏筆。
　　
　　聖旨一錘子定音后，通政司才將毛一鷺的告變疏呈進宮去，因而沒產生什麼影響。
　　
　　總之，這件事，肯定是閹黨內閣不愿承擔屠城的惡名，怕無法向后人交代，從中起了阻遏作用。甦州人才僥幸免去了一場血腥屠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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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大約在八月二十六日，凌晨的五鼓時分，有宦官手捧駕帖（提人手續），來到刑部監獄提熊廷弼。當時掌提牢的是刑部山東司的主事張時雍，他睡眼朦朧地一看來人，就知道熊大人今晚休矣！
　　
　　張主事連忙叫來牢頭，吩咐撒個謊，把熊老爺哄出來。
　　
　　熊廷弼一听說要他出去一下，立刻就明白了：日子到了！他從容起身，沐浴梳洗，換了一套干凈衣服，把一份早就寫好的奏疏放在一個小布袋中，挂于胸前。這份奏疏，是一篇申辯文字，此外還有他對邊防的一些建議。
　　
　　忠心耿耿的人，死到臨頭也還是忠。國家固然是皇上說了算，但是國家並不等于就是皇上。天下的事，總有一種東西，是超越一家一姓而永恆的，那就是“青史”！是非黑白，瞞得了一時，大抵總瞞不過三十年！
　　
　　熊大人雄才大略、正直一生，自信無愧于天地間。他抖抖衣服，穩步邁出了獄室。
　　
　　一出門，他就大聲說道：“我是大臣，必當拜旨，豈能草草從事！”
　　
　　牢頭將他引至庭中，見到張主事和宦官，他還想說話。
　　
　　張時雍搶先說道：“芝崗（熊之別號），你失陷封疆，應得一死，還有什麼話說呢？”
　　
　　熊廷弼聞听此言，一怔，當下默然。
　　
　　張時雍看見他胸前挂的小布袋，便問：“袋中何物？”
　　
　　熊廷弼答道：“辯冤疏！”
　　
　　張時雍冷笑說：“大人沒讀過《李斯傳》？不知‘囚安得上書’？”
　　
　　熊廷弼傲色不改平日，斜睨了張司官一眼：“是你未讀過《李斯傳》吧，此乃趙高之語！”
　　
　　張時雍竟一時啞口無言。稍后，才回過神來，請熊大人將奏疏解下來，交給他暫時保存，天明后復命時將為他代奏。
　　
　　熊廷弼解下布袋交給張時雍，輕喝一聲：“拿筆來！”
　　
　　接著，提筆書寫絕命詩一首。詩曰：
　　
　　 他日倘拊髀，安得起死魄？
　　絕筆嘆可惜，一嘆天地白！
　　
　　這詩的意思是說：他日若想重振雄風上沙場，一個死魂靈又怎能復活呢？絕筆之時只嘆可惜了一腔抱負，這浩嘆能令天地失去顏色！
　　
　　高山仰止，庸碌小人即便攀梯又焉能及！
　　
　　絕命詩寫罷，擲筆，從容就戮。
　　
　　熊廷弼氣概凜然，挺立不跪。劊子手無法，只好迎面而砍，一刀只及頸半，又慌忙從另一側補上一刀，狀极慘烈！
　　
　　可惜，熊廷弼臨終前寫的辯冤疏，因張時雍怕事，沒有遞上去，而是偷偷毀棄了，未能流傳下來。
　　
　　天啟殺了熊廷弼，仍不解氣，下詔傳首九邊（明朝北方的九大軍區）。
　　
　　傳首九邊，有何用？無非使將士寒心、仇敵雀躍而已！
　　
　　從此熊大人身首异處，屍身棄于漏澤園。直至崇禎二年（1629），才允其子收拾骸骨頭顱歸葬。
　　
　　熊大人歸天后，正在前線御敵的袁崇煥聞訊，悲憤難抑，隨即賦詩二首，哭熊經略。
　　
　　其詩句曰：才兼文武無余子，功到雄奇即罪名！
　　
　　是啊，“功到雄奇即罪名”。誰說古人都是愚忠呢，他們和現代人一樣，都能夠看得清、看得透。
　　
　　可是，看透了又能如何？
　　
　　有個武弁叫蔣應陽，按捺不住，某日為熊大人喊冤。第二天，就有人在在亂草叢中發現他的屍身，疑是被東廠誅殺。太倉進士顧同寅、生員孫文豸作詩悼惜熊廷弼，為兵馬司緝獲，被斬。
　　
　　最令人切齒的，是“死者長已矣”，卻又不讓你生者能偷生。天啟下令，將熊氏家屬驅逐出京，不得在京居留。緊接著，又有閹黨梁夢環蹦出來，誣告熊廷弼生前曾貪汙軍資十七萬兩銀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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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那麼，說人家貪汙十七萬兩，根据何在？沒有，莫須有，不必有！熊大人還能起死回生張口辯冤麼？反正遼東軍資的帳本，都已毀于廣寧兵火，我沒說你貪汙七十萬，就已經是夠客氣的了！
　　
　　然而不客氣的人也有，御史劉徽緊跟著就檢舉道，熊廷弼有家資百萬，既然是罪臣，就應該抄沒以助軍資。這也是莫須有，是根据前一個誣告推算出來的，貪汙加上受賄、斂財，估計應有百萬。對坏人，用不著講實事求是，說啥是啥。
　　
　　天啟被這些輿論所打動，也動了發一筆小財的心思。對所謂“家產百萬”，他倒還有常識，沒有相信，但下了嚴旨，就按十七萬之數追贓！
　　
　　可怜熊廷弼的家人，就是馬上去刨石頭，也一下刨不出十七萬兩石頭啊！經查，熊家的家產遠不抵十七萬，沒收之外，仍要追贓。其妻子兒女被凌辱，長子熊兆珪被逼自刎，女兒熊瑚憂憤交加，吐血而死。
　　
　　這個追贓行動，直到天啟七年（1627）五月時還在進行，熊廷弼的族人和姻親都遭到查抄，以至傾家蕩產。熊的姻親、御史吳中裕也被馮銓陷害，由天啟下令“著實”杖責一百。行刑人員遵旨用了力，致使其重創而死。
　　
　　強敵在側，就這樣迫害功臣良將！看昏君奸臣的樣子，都是一副不敗盡江山不罷休的勁頭。如此大明，亡了也罷！無怪后人讀史，讀到朱家末日時孤家寡人、子孫授首的慘景，同情的不多見，解恨的不少。
　　
　　其實，草民遭逢亂政，只要抱了看客心態，不必急，也不必憂憤，看就是。好戲必在后頭。君不過兩代，時不過20年——欠債的要還，一切都報！倒行逆施而不想償債，那可能嗎！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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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在理論上也要把東林黨一棒打死】
　　
　　
　　閹黨用了四個多月時間，把東林黨的標杆人物六君子從肉體上全部滅掉了，用以殺一儆百。就這，他們還嫌不夠。為了給閹黨惡政搞一套漂亮的包裝，魏忠賢還想從理論上做一番“正名”的工作。
　　
　　他耿耿于怀的，就是要對萬曆史末年以來的“三案”徹底翻案。不把“三案”翻過來，東林黨就永遠是國家的功臣，那麼打擊東林黨，豈不是証明了自己是坏人？
　　
　　這個工作，其實在天啟四年（1624）十二月就已開始發動。當月，御史周昌晉上了一道疏，攻擊東林黨在移宮案中危言聳听、以移宮而邀功。這只是一個試探。因為要翻“三案”，最麻煩的就是翻“移宮案”，這里面直接牽扯到天啟本人。如果說當年驅逐李選侍不對，那就等于說天啟不應該親政，而應讓李選侍垂帘听政。這豈不是否定了天啟皇權的合法性？
　　
　　可是天啟在政治上基本等于白痴，他的批復，雖然沒有否定移宮案的定論，但卻痛罵楊漣、左光斗等人“向來濁亂朝政”（《明熹宗實錄》）。
　　
　　這個效果，是周昌晉上疏前就預見到了的。他選的時机，正是楊、左剛剛被驅逐的時候，天啟對兩人的火正大著呢，此疏一上，必然會有這樣的批示下來——小臣有時也可以左右皇上。
　　
　　既然皇上說了，移宮案中的大功臣楊、左是一貫胡來，那麼翻案就大有希望。
　　
　　于是，到了天啟五年（1625）二月，閹黨正式發動了。由御史楊維垣出頭，以比較容易翻案的梃擊案做為突破口，公開翻案。楊維垣說，當年混進宮里棒打太子的張差，分明就是個瘋子，跟李選侍無關。這一道疏，天啟倒是心領神會，馬上批示查處。結果，當年主持此案審查、現任刑部侍郎的王之寀立刻被革職為民。
　　
　　等到“遼案”爆發，對六君子的逮捕令下達后，魏忠賢認為時机已完全成熟，就決定在“三案”問題上發起總攻。四月初十日，給事中霍維華上疏，要求全盤推翻梃擊、紅丸、移宮三案的結論。
　　
　　霍維華寫的這道奏疏，平心而論，邏輯相當嚴密，即便是強詞奪理，也是抓住了“三案”中一些很懸疑的問題大做了一番文章。奏疏把劉一璟、韓爌、孫慎行、張問達、周嘉謨、王之寀、楊漣、左光斗、周朝瑞、袁化中、魏大中、顧大章等全部牽連在內，逐一攻擊。
　　
　　天啟患了高度健忘症，移宮時對李選侍的恨與怕已全忘個干凈，此時只是恨東林諸人。他看了奏疏，大為贊賞，馬上讓文書官把它送到內閣，讓內閣票擬意見。並且口頭傳達了他本人的意見，說是：“這本條議一字不差!”要求把劉一璟、韓爌、張問達、孫慎行等五人削籍。
　　
　　可是這次閹黨內閣再次表現出奇怪的態度，他們不僅不贊同，反而認為處理過當，寫了揭帖論救，說“若以一疏削五大臣，不論是否削當其罪，亦與陛下優禮大臣之禮相抵触”。
　　
　　這已經是閹黨內閣第二次不配合了，這一次的原因又何在呢？這是因為，所削之人全是退職的重臣，其中有兩個還是前閣員。現任內閣兔死狐悲，決不能讓皇上開這個口子，否則說不定哪一天自己也會同樣倒霉。
　　
　　這是官場慣例壓倒了黨派利益。從這一點看，閹黨也和東林黨一樣，並不是個組織嚴密的團體，而不過就是一伙利益、觀點相近的官員罷了。他們的步調，並不總是完全一致。
　　
　　天啟見拗不過這幫大臣，就降旨對劉一璟等人“姑不深究”，下令把霍維華的這道奏疏交付史館，如實記載。此外，對前首輔葉向高為總裁編篡的《光宗實錄》里的有關評价，也要修改過來。《光宗實錄》就是天啟老爸當皇帝一個月的曆史記錄，“三案”跟這段曆史密切相關。
　　
　　《光宗實錄》一修改完，原先在“三案”中獲罪的人就等于已經平反，各個都得到起復和晉升。那個在“紅丸案”中因為獻葯把皇帝給吃死了的李可灼，也跟著沾光，從遣戍地回家閑住去了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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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最可惜的是王之寀，此時已從刑部侍郎退下，在家鄉被逮，后又于天啟七年（1627）解入鎮撫司詔獄，最后死在了獄中。死的時候，距天啟“駕崩”僅有三個月！
　　
　　天啟五年（1625）這一年，閹黨除了在不斷打擊東林勢力外，還一直在抓輿論工作。正月，魏忠賢為摧毀東林黨的根基，鼓動閹黨成員兵科給事中李魯生上疏，說“假道學不如真忠義”，請將京師書院改為忠臣祠，天啟欣然接受這一建議。同年八月，閹黨御史張訥又奏請“毀天下講壇”，把“三案”惹出的亂子，都歸結于書院。
　　
　　天啟立即批復，將天下書院盡行禁毀。原主持東林、關中、江右、徽州四大書院的鄒元標、孫慎行、馮從吾、余懋衡，無論生死，全都削籍。
　　
　　到天啟五年年底，經過一年的整肅，東林黨被驅逐削奪的官員，已有二百人之多。閹黨認為有必要對東林陣營的人員來一個總的清理。此前，閹黨成員也各自搞過《天鑒錄》、《東林點將錄》等黑名單，但人數差別比較大，所列人名也有出入。閹黨為了統一步調，由御史盧承欽出面，奏請“將一切黨人姓名罪狀，榜示海內，使其躲閃無地，翻案無期”（《三朝野記》）。
　　
　　天啟也很快同意了，下詔以上諭名義刊刻並張榜公示《東林黨人榜》，共錄有309人。當時就有人把這比做“元祐黨人碑”。
　　
　　黨爭起，國將亡。閹黨是一伙“做官黨”，只要我這一派的有官好做，什麼是非正邪，都他娘的一邊去。北宋末年的亂象又在明末重演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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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在梃擊案中曾因隱瞞案情而得罪的岳駿聲，此次也獲起復，只是還要等等合適的位置。可他老先生官癮太大，為了早點兒得到實職，就上疏再論梃擊案。誣陷東林黨人王之寀在梃擊案中逼供，勒索皇親鄭國泰二萬兩銀，還將鄭國泰之子鄭養性驅逐出京，等等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天啟既然想翻案，他對此的反應也就近于完全瘋狂，把父子兩代受鄭貴妃家族欺壓的前仇全然拋棄，恩將仇報，下詔讓地方撫按對王之寀追贓，並准許鄭養性回京居住。最重要的，是下令立即起用岳駿聲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——只要官到手，良心可喂狗。官場的險惡風波，常常就這樣由私欲而起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最可惜的是王之寀，此時已從刑部侍郎退下，在家鄉被逮，后又于天啟七年（1627）解入鎮撫司詔獄，最后死在了獄中。死的時候，距天啟“駕崩”僅有三個月！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天啟五年（1625）這一年，閹黨除了在不斷打擊東林勢力外，還一直在抓輿論工作。正月，魏忠賢為摧毀東林黨的根基，鼓動閹黨成員兵科給事中李魯生上疏，說“假道學不如真忠義”，請將京師書院改為忠臣祠，天啟欣然接受這一建議。同年八月，閹黨御史張訥又奏請“毀天下講壇”，把“三案”惹出的亂子，都歸結于書院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天啟立即批復，將天下書院盡行禁毀。原主持東林、關中、江右、徽州四大書院的鄒元標、孫慎行、馮從吾、余懋衡，無論生死，全都削籍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到天啟五年年底，經過一年的整肅，東林黨被驅逐削奪的官員，已有二百人之多。閹黨認為有必要對東林陣營的人員來一個總的清理。此前，閹黨成員也各自搞過《天鑒錄》、《東林點將錄》等黑名單，但人數差別比較大，所列人名也有出入。閹黨為了統一步調，由御史盧承欽出面，奏請“將一切黨人姓名罪狀，榜示海內，使其躲閃無地，翻案無期”（《三朝野記》）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天啟也很快同意了，下詔以上諭名義刊刻並張榜公示《東林黨人榜》，共錄有309人。當時就有人把這比做“元祐黨人碑”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黨爭起，國將亡。閹黨是一伙“做官黨”，只要我這一派的有官好做，什麼是非正邪，都他娘的一邊去。北宋末年的亂象又在明末重演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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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東林黨既然被全面擊潰，那就應該有一個法定的文件把他們永遠釘死。閹黨中陸續有人已經考慮到這一點。啟五年的五月，吏科給事中楊所修奏請，翰林院應該把與“三案”有關部門奏章編輯成“學習材料”，刊行天下。不久又奏請仿照世宗御制的《明倫大典》，把“三案”奏章編輯成書，頒布天下。
　　
　　世宗就是嘉靖皇帝，他以藩王入繼大統，异想天開要追封自己已死的老爸為皇帝，因此鬧出一場“大禮議”風波。他干的這事情于禮法不合，為了堵人的嘴，就搞了這麼個《大典》，作為曆史定案。
　　
　　天啟對這個建議，當時未有明确態度。到九月份，又有在移宮案中為李選侍辯護、跟楊漣互掐過的御史賈繼春建議，楊漣等六人雖死，但受賄不過是小罪，他們的大罪在于結交王安、毀謗先帝、逼辱李選侍和“皇八妹”，所以應該把“三案”檔案公布，讓萬世都知道楊漣他們犯了什麼罪。
　　
　　天啟這次同意了，但對于怎麼編、由什麼人來編及怎麼發行等等，都沒有具體指示。
　　
　　到天啟六年（1626）正月，肅清東林黨的運動告一段落，天啟覺得關于“三案”的曆史定論可以出籠了，于是發布特諭，說是為了讓“天下萬世，無所疑惑”，特命開館編篡《三朝要典》，凡是那時候的“公論”，都要保存下來，凡是“群奸邪說”，都要盡量摘錄，再由史官加上批判語，“以昭是非”（《明熹宗實錄》）。
　　
　　編輯這本大批判材料的總裁官是顧秉謙、丁紹軾、黃立极、馮銓，這全是鐵杆閹黨。其余副總裁官和編篡官，也都是一樣，可以說是明朝的“石一歌”了。
　　
　　閹黨不僅精心挑選了負責官員，還認真篩選了謄寫人員，政治不可靠的一律不要。顧秉第一次報上去的謄寫人員名單中，就被魏忠賢及其“領導班子“查出，有四個人有東林嫌疑，不僅沒批准，還把這四人削了籍。
　　
　　編篡工作進展得十分神速，到三月底，全書編完。不過，崔呈秀看了看初稿，覺得問題還沒有講透。初稿是從梃擊案講起的，他覺得要從“爭國本”講起，才能把萬曆年的老案全翻過來。于是，他索性上了《三案本末》一疏，把這段曆史重寫了一遍。天啟當即下詔准予采用。
　　
　　四月份，又有工科給事中虞廷弼上疏，說有了這本官刻的《三朝要典》，此前私人搞的的什麼《點將錄》之類，就太不嚴肅了，應該廢止。天啟大概還沒忘那個“托塔天王”的典故，也就馬上批准了。
　　
　　六月十九日，萬事具備。天啟在皇极門內殿舉行了《三朝要典》編成的進獻儀式，百官同來稱賀。正本共24卷，送到皇史宬收藏，副本由禮部刊刻，贈給百官，頒行天下。
　　
　　緊接著十月，開館重修《光宗實錄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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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與修《三朝要典》相始終的，還有一個插曲。就在這一年正月，剛開始修《三朝要典》的時候，閹黨又抓了一個東林黨人惠世揚。
　　
　　惠世揚原任給事中，在梃擊案和移宮案中，都是相當激進的分子。他還參劾過大學士沈潅，說他“交通客魏”，因此得罪了閹黨，被罷免。天啟五年九月，他不知怎麼被牽連進了楊漣案，天啟下令逮捕進京追究。到天啟六年正月，被押送到京城。
　　
　　審他案子的，是三法司的官員。那時刑部尚書徐兆魁剛被魏忠賢提到這個位置上才七天，所以決心好好弄一下這個案子，以報大恩。
　　
　　都察院的頭頭周應秋，也不是什麼好貨，是魏忠賢的“孫子輩”走狗，平時沒事就請魏忠賢的侄子魏良卿到家吃炖豬蹄，人稱“煨蹄總憲”。他對魏忠賢無比忠誠，一次聊天，老魏問他：“你是江南人，但是為什麼好粥啊？”周應秋這個江南人听不大清河北話，听成了“你為什麼好竹啊”。當下，他沒正面回答，打個哈哈過去了。過后，立刻寫信給兒子，叫把家里庭院中的竹子統統砍光——老魏的心事你莫猜！
　　
　　就這樣一幫東西，三法司的會審，結果不問而知。
　　
　　惠世揚，懸了！
　　
　　會審大堂設在城隍廟，那時候六君子已死，審官們沒把惠世揚當回事兒，都想捉弄捉弄他，而后判個死刑就拉倒。
　　
　　河南道御史徐揚先搶先問話：“你說過邵輔忠（由沈潅推荐入閹黨）是小人，現在看來，他是小人嗎？”
　　
　　惠世揚不是白給的，他早看明白了形勢，從容答道：“你們高明，看他是君子。而我愚昧，故看他是小人。”
　　
　　周應秋見話不對，就接著問：“你說，徐大化、孫杰是否好人？”
　　
　　惠世揚說：“是好人。”
　　
　　周應秋緊逼：“那為何要參劾他們？”
　　
　　惠世揚答：“這正是犯官的愚昧處，此罪該死，我情愿死！”
　　
　　這几個狗官升堂，不問案情，胡謅八扯，想消遣消遣惠世揚，卻不料被惠世揚一通含沙射影地挖苦，不禁大怒。
　　
　　他們喝令衙役打二十五大板。一頓板子打完，几乎把惠世揚給打死。打完也不審了，把人關起來，几個人就七嘴八舌把判詞寫好了。他們揣摩了天啟的心理，干脆把惠世揚竄入移宮案去處置，說他“結交王安，大惡備矣”，應處斬刑。
　　
　　天啟和魏忠賢對這判決書都很滿意，但是魏忠賢不想馬上把惠世揚砍頭，想等到《三朝要典》和《光宗實錄》都修好后，再拿這惠世揚祭旗，以圖個圓滿。惠世揚從這時候起，就蹲在大獄里等死了。哪知道，大批判材料編好后才半年多一點，天啟就一命嗚呼了。忙亂之中，閹黨竟然沒來得及殺惠世揚。
　　
　　真是九死一生啊！后來這個惠世揚在崇禎朝官當大了，一直當到了副都御史實和侍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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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編篡《三朝要典》，把東林君子說成是狂悖小人，把有奶便是娘之徒說成是磊落之士，這得有唾面自干、當眾舔主子屁股的厚臉皮才做得下去。在閹黨精心挑選的“石一歌”中，也有良心未泯的知識分子。他們覺得實在是干不了。
　　
　　精神之閹，甚于割卵！
　　
　　比如副總裁、禮部尚書姜逢元，是一位大書法家，因與東林無涉而被選中。在修書期間，他老夫子“每擱筆而嘆，忠賢朝聞夕逐，令其閑住”。這還算不錯的，沒丟命。
　　
　　還有編篡官楊世芳、吳士元、余煌等，也都盡力隱瞞一些東林黨人的奏疏內容，或“匿其全義”、或“刪去已甚”，以免給黨人帶來更大的禍患。這樣做，也是把腦袋別到了腰帶上，很懸！但是不這樣做，他們受不了，因為——人不能無恥到這種程度！
　　
　　閹黨當中，絕大部分卻是不要臉的精英知識分子，他們既迷信文字的力量，也迷信“謊言重復几代人就成了真理”的定律，所以才堅持要以欽定的形式來敲定東林黨案。
　　
　　當然，從另一方面來說，他們還有僅剩的一點廉恥——畢竟想到的還是身后名聲。不管當世做得有多卑鄙，總還是想留個清名給后世，以免兒孫因為祖宗蒙羞。這恐怕是制約閹黨作惡的唯一道德羈絆了。
　　
　　——從某種角度講，這樣的惡人，倒也惡得可愛。總比關到死牢里再擠几滴“對不起皇恩、對不起百姓”的假淚要真實得多。
　　
　　《三朝要典》的光芒照耀了全明朝。可是，魏忠賢是想不到的：曆史雖然是強勢者所創造，卻不是強勢者能寫成的。好與不好，青史之名不會根据你自己寫的牛皮文章，而僅僅在乎億萬人心！皇皇《三朝要典》，想做的是千秋文章，而實際壽命只有一年多。隨著天啟的駕崩，它頃刻就成了廢紙萬張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
　　——咦！眼看它忽喇喇大樹將傾，眼見得倏忽間猢猻四散，哪里有什麼赤膽忠心永不變，何處有鐵打江山萬萬年？
　　
　　　　
　　大夢，大夢而已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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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“丙寅詔獄”又掀起滔天濁浪】
　　
　　
　　魏忠賢害死了東林六君子，讓天下緘口、萬民顫栗。那麼，他的殺心是否就收斂了一點兒呢？沒有！
　　
　　這家伙殺上了癮，好象是領略到了：政權就是鎮壓之權。
　　
　　到天啟六年（1626）二月，六君子的血跡還未干，在他的一手策划下，天啟又興起大獄，下詔將東林黨人周宗建、繆昌期、周起元、周順昌、高攀龍、李應升、黃尊素七人逮入詔獄！
　　
　　因為這一年是農曆的丙寅年，所以此次大獄，史稱“丙寅詔獄”。又因為被禍的是七個人，所以也稱“七君子之獄”。
　　
　　這一批“七君子”，也是私德上無可挑剔的人，而且到了這時候，東林已完全偃旗息鼓了，那他們是怎樣撞到魏忠賢刀頭上的呢？
　　
　　是因為魏忠賢賊人膽虛、太過敏感了，生怕被正直之士伺机掀翻。所以，因為一個莫須有的傳聞，他就又開了殺戒，順便把以前的一些老帳也給清理了。
　　
　　引燃此事導火索的，是一位比魏忠賢資格老得多的大太監李實。這位李太監，是北直隸保定府雄縣人，萬曆六年（1578）就進了宮，比魏忠賢早11年。他是泰昌帝常洛當太子時的伴讀，根兒正。一到泰昌元年（1620），就順理成章升任司禮監秉筆太監，同時兼掌御馬監。他是泰昌帝身邊的大紅人，不比王安差多少。
　　
　　但是此人粗鄙，不識字，因此泰昌帝一死，也就坐不穩中樞位置了，被調到江南任甦杭織造，負責管理官營的紡織作坊，常駐甦州，同時也算是皇家在江南的一個眼線。這也是個大大的肥缺，不算蠕沒他。李實的資格很老，並非魏忠賢的手下，兩人算是井水不犯河水吧。
　　
　　這人名譽倒不是很坏，但是手下有兩個管家，樊得和孫升，都是貪得無厭之徒。他倆常以李實的名義搜刮民財，隨意增加織造定額（好給自己發福利）。
　　
　　明朝末年江南的紡織工業之盛，是遠遠超出今人想象的，為當時世界上所罕見。江南給這兩個小人物一攪，鬧得四處民怨沸騰。
　　
　　當時甦州的同知兼代理知府楊姜，因這個事對李實很不滿，也不大去逢迎。李實見他不禮貌，就找了個茬兒參了他一本。
　　
　　此時恰逢新任的應天巡撫周起元到任。周起元對李實這麼干，也很不滿，就上疏為楊姜辯護，並職責李實才是有問題。李實立刻反彈，干脆誣告楊姜犯了法，給逮了起來了。雙方就此結怨。
　　
　　這件事說明，李實跟有的東林黨人，關系是很僵的。
　　
　　但是，他也很敬佩另外一些東林黨人。据說，黃尊素被罷后，回到家鄉余姚，沒事就常到湖上去玩。李實曾慕名前去拜訪，可是黃大人不肯見（《啟禎兩朝剝復錄》）。李實知道自己不夠格，也就算了。這事情傳到民間，就成了黃尊素經常與李實在湖上來往。
　　
　　武宗時大太監劉瑾專權，廷臣劉一清為了干掉劉瑾，就聯絡皇帝很信任的另一個太監張永，一舉除掉了劉瑾。傳聞就以此事為例，生發開來，說黃尊素正是想效仿前代事，借李實之手干掉魏忠賢（《明史》）。
　　
　　空穴來風，其源有自。估計這是恨魏忠賢的人合理想象出來的，如同近世之“總理遺囑”。謠言傳入京師，魏忠賢心惊肉跳——鞏固魏忠賢專政，就是要防微杜漸啊！他立刻委托正在南方出差的刑部侍郎沈演就地訪听一下。這個沈演，是閹黨盟友、前大學士沈潅的弟弟，當然靠得住。
　　
　　結果沈演回話說：有這事！
　　
　　魏忠賢急了，這還了得！李實是先帝寵臣，瘦死的駱駝比馬大，他要是和東林攪到一起，危乎哉！于是立刻派出几批親信，火速赴江南暗訪，務必查個水落石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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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這期間，李實的司房（負責謄寫文書的宦官）正在京城辦事，得知了消息，大吃一惊。他趕忙跑去找閹黨“領導班子”成員李永貞求助。
　　
　　李永貞是他的熟人，給他出了個主意，說魏公公起了疑心可不是好事，為了避免嫌疑，就請你們李公公出面，參黃尊素和其他几個東林黨一本，不就証明李公公清白了嗎？
　　
　　司房問：要參哪些人？
　　
　　李永貞一個個給他數，說了七個人的名字。
　　
　　司房救主子心切，覺得這主意好，就央求李永貞給代寫個奏疏稿。李永貞見事情有門兒，就一口答應，並很快寫好了。
　　
　　那司房來干這事兒，恰好是近水樓台，他身上就有蓋了李實大印的空白奏本，當下拿出一份，三下兩下將稿子抄上，順便就呈進了宮里。
　　
　　這個小角色也來不及跟主子請示一下，就干了一件惊天動地的大事。
　　
　　這件事，在《先撥始志》、《三朝野記》、《啟禎兩朝剝復錄》上的記載，都差不多。但也有另外一種說法，說是魏忠賢的爪牙天天去李實家里，數落李實不該跟黃尊素來往。李實百口莫辯，就派人去京城向李永貞和崔呈秀求情，結果是崔呈秀出的主意並代筆寫的參奏稿。
　　
　　從后來清算閹黨時的情況看，還是前一種說法比較可靠。在崇禎初年，法司追查這件事，認為李實以一片紙殺了這麼多忠臣，擬以大辟（砍頭）。但是崇禎帝覺得，這事兒不能怪李實，李實的疏上有用朱批修改的墨跡，實屬魏忠賢的心腹所為。后來經過君臣間的折衷，李實未定死罪，而僅僅被革職充軍。
　　
　　不管怎麼說，這道疏一上，天啟又發了雷霆之怒。于二月二十五日下詔，由錦衣衛將七人逮送來京，此外，讓李實安心供職。
　　
　　這個詔書，八成也是“領導班子”給擬的，還不忘記安撫李實一下。
　　
　　這七個人，是怎麼得罪了閹黨的呢？我們在這里簡要說說。
　　
　　周宗建，字季侯，號來玉，南直隸甦州府吳江縣人，萬曆四十一年（1613）進士。他少小時听人講楊繼盛故事，由衷欽佩，曾嘆道：“忠愍（楊繼盛）不死！”
　　
　　他從知縣干起，后任監察御史。在客、魏剛剛聯手的時候，他就上疏彈劾過這兩個家伙，且語言特別激烈。說客氏賴在宮里，“戀上不舍，將何為乎？”把天啟也給敲打了一下。說魏忠賢“目不識一丁，豈復諳其大義”（《明史》），皇上把他留在身邊又有何用？把魏忠賢氣得發瘋，在文華殿指著奏疏上“目不識一丁”一句破口大罵，聲音之大，連皇上都給惊動了。
　　
　　這兩次，周宗建都險些受杖刑，多虧眾臣和葉向高极力維護，才得以免。他也因此而名動天下，誰都知道他膽大、敢說話。
　　
　　天啟三年（1623），他又上了《清宮禁絕禍本》一疏，再次攻擊魏忠賢，說現在“權珰”和言官互相借重，罷斥忠良；又說，當今內有魏忠賢為之指揮，旁有客氏為之羽翼，外有劉朝為典兵示威，又有小人蟻附蠅集，內外勾結，驅逐善類，天下事怎麼得了？
　　
　　魏忠賢看了這道疏，又怒又怕，帶領劉朝等嘍啰跪在天啟面前大哭，請求剃光自己的頭發以示“請罪”。天啟被激怒了，又要打周宗建的棍子，由于閣臣力爭而作罷。
　　
　　在周宗建最后出任湖廣按察使時，彈劾了馮銓的爸爸馮盛明，馮銓對他怀恨在心。后來，馮銓的門生、工部主事曹欽程投效閹黨，誣告周宗建、李應升、黃尊素等貪汙，魏忠賢立刻矯詔將這几人削籍，還命令巡撫毛一鷺負責對周宗建追贓。
　　
　　到天啟六年（1626），魏忠賢嫌追贓速度太慢，又沒抓周宗建，就把周宗建列入李實空印奏疏，給他安了一萬三千五百兩贓銀，逮進京城來好好整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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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七君子的第二名，繆昌期，我在前面已講過他的一些事兒。他少年多才，成年后更是文名滿天下，顧憲成與他是忘年之交。四方學者都慕名而來，向他討教，搞得他家門庭若市。遺憾的是科場不大順，一直到萬曆四十一年（1613）才中進士，庶吉士畢業后為翰林院檢討
　　
　　天啟元年（1621），繆昌期到湖廣主持考試，出的試題是論趙高和仇士良。趙高不用說了，是秦代赫赫有名的大宦官。那麼，仇士良是何許人也？他是唐代文宗時期著名的“宦豎”，曆任內外五坊使、左神策軍中尉等職，專橫跋扈。其權力之大，能把皇帝當傀儡。唐文宗不甘受制，與兩個不成器的小人李訓、鄭注謀誅宦官，因計划不周，未能成功，這就是史上著名的“甘露之變”。
　　
　　事變后，仇士良借机大肆屠殺朝官，操縱朝政二十余年，前后共殺二王、一妃、四宰相。以至文宗自嘆“受制家奴”，郁郁而死。
　　
　　出題讓考生來罵這兩個閹宦，無疑是影射當朝的魏忠賢。從此魏忠賢就記住了這筆帳。
　　
　　后來，魏忠賢在玉泉山為自己造墓，听說繆昌期的書法寫得好，又有文才，就請老繆給寫個墓志銘。當時老繆要是寫了，大概罵趙高的事也就一天云散了。可是，几次請托，老繆一點面子不給，魏忠賢就徹底把他打入了黑名單。
　　
　　葉向高離職后，東林黨要人紛紛被逐，先后有趙南星、魏大中、楊漣、左光斗等人。每次，當時的首輔韓爌都要上疏挽留。韓爌並不是東林黨，這樣做無非是出以公心。閹黨同志們理解不了，就怀疑是老繆在后面搞鬼。東林這几個人被罷后，門庭冷落，誰也不敢靠前。只有老繆不忌諱，常去走動走動。諸君子離京時，他也要去送。
　　
　　有人勸他就不要去送了，少惹事為好。他正色道：“人被逐，可不送乎？”明知東廠的人就在一旁在盯著，他也不在乎。
　　
　　這就注定了魏忠賢對他，勢必除之而后快。
　　
　　當時有人推荐老繆去南京當翰林院的院長，魏忠賢不准許，派小宦官到內閣去，扯著娘娘腔大喊：“就留繆昌期在京師送客吧！”
　　
　　繆昌期知道朝中是待不住了，就上疏請求退休，魏忠賢偏不讓他體體面面地走，矯詔將他罷免，后又革職。這次抓他回來，給他安了三千兩的贓。
　　
　　第三個，周起元，字仲先，別號綿貞，福建海澄人，萬曆二十九年（1601）進士。他為官清廉，除了書籍，別無長物。自己的一點兒工資，也都盡量拿來資助地方教育。周起元從知縣干起，曆任中央和地方的監察官員。天啟三年（1623）為太仆少卿，不久又升任右僉都御史，巡撫甦松十府。這差不多是個副部長級的大官了。
　　
　　他是一個非常能干的官員，聲望也极高。曾經為前面我提到的楊姜辯冤，又彈劾李實在江南的種種劣跡，搞得李實也不得不有所收斂。
　　
　　但是，這麼做，惹到了魏忠賢——打擊宦官，就是打擊閹黨！周起元就是這麼得罪閹黨的。
　　
　　這時候有個小子——兵科給事中朱童蒙，出面彈劾東林元老鄒元標聚眾講學，未果，反而在天啟三年“京察”時被外調為甦松兵備道，成了周起元的下屬。
　　
　　朱童蒙丟了在京城的好差事，惱羞成怒，到了甦松就拿老百姓撒氣。每次外出動不動就鞭打行人，打得人頭破血流、皮開肉綻。周起元大怒，准備參他。他也知道這官是做不長了，就聲稱有病，棄官逃跑了。周起元不能讓他就這麼跑，立刻上疏彈劾他“庸鄙無才，只知斂財”。
　　
　　奏疏到了閹黨“領導班子”手里，他們還記得這姓朱的參過鄒元標，就有心抬舉他，搞垮周起元。最后，天啟下詔，不准朱童蒙告病辭官，而是調到京城來做副部長；而周起元則因“排擠正人，削職為民”。
　　
　　巡撫參一個小小的屬官，不僅沒參倒，結果反而是屬官連升几級，自己被罷免。這樣的事例，在大明朝几乎絕無僅有。
　　
　　這次抓周起元，閹黨給他栽的的贓，是說他在巡撫任上“貪汙國庫銀十萬兩”——惡人政治，一般都是謊言政治，謊越撒越順溜、越撒越大。即便是把煤說成白的，也能說出煤之所以白的一二三點來。魏忠誠賢在這一點上，已是爐火純青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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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顧大章，字伯欽，別號塵客，南直隸甦州府常熟縣人。他是個高干子弟，其父顧云程，曾任南京太常寺卿。顧大章中進士后，最早任的是泉州推官，因看不慣上司的獨斷專行，就棄官回家養病了。三年后復出，任常州教授，繼而又任國子監博士，開始與朝官互通往來。萬曆四十六年（1618）升任刑部主事，天啟年間改任員外郎。
　　
　　在刑部，他有一件事值得一提。當年遼陽失守，京城氣氛緊張，五城兵馬司和京營巡捕日夜抓奸細，將200余名無辜流浪漢、算命先生、和尚等收監，問成死罪。刑部官員明知這是瞎胡鬧，但寧肯辭官，也不敢替他們辯白，竟致有四分之三的人枉死獄中。
　　
　　顧大章實在看不過去，就對刑部尚書王紀說：“以我一身換五十條人命，我心甘之。何況，只拿我一頂烏紗帽來換！”于是出面張羅，對還活著的50多人進行會審。結果，只審出3個人有嫌疑，其余的人，盡皆予以釋放。
　　
　　首輔葉向高初回京城不久，曾經受到魏忠賢挑撥，對閣僚劉一璟有很大看法。魏忠賢便趁机矯詔，要罷免劉一璟。別人懼怕葉閣老位高權大，都不敢說話。顧大章作為葉的門生，不愿坐視，就約了繆昌期一起去向葉閣老陳說利害，從中极力調解，終致劉一璟平安離任。
　　
　　顧大章跟閹黨結怨，是因為閹黨徐大化遭上司彈劾，徐怀疑奏疏是顧大章幫上司起草的，氣就不打一處來。恰好在熊廷弼問題上，顧大章是主張從輕一派的，徐大化就唆使親信楊維垣出面，彈劾顧大章徇私枉法。所謂顧大章受熊廷弼之賄四萬兩的謠言，最先就是由楊維垣放出來的。
　　
　　葉閣老見自己的門生被陷害，當然力主調查，調查結果是毫無根据。但顧大章經此風波，也不得不告病回鄉了。
　　
　　到了天啟五年，顧大章復出，任禮部郎中。這時徐大化已升任大理寺丞，成了閹黨一員大將。他和楊維垣商量了一下，一家伙就把顧大章給砸到“遼案”里去了，連贓款數目都和當年造謠時的一樣。
　　
　　可以說，天啟“六君子”個個皆正氣凜然、忠心報國，都能為朝廷和百姓做一些好事。尤其他們的個人品德，更是無可挑剔。至于魏忠賢非要把他們與熊廷弼案拉到一起，分明就是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詞。這里面，絕無所謂“東林黨要搞死熊廷弼，而魏忠賢恰好利用熊廷弼案搞死東林黨”這樣一個因果鏈條。
　　
　　在朝士中，對熊廷弼印象好的人不多，因而主張將熊廷弼處死的官員，不僅有魏大中和其他東林黨人，也有大批閹黨人士。“六君子”因熊廷弼案而遭橫禍，不存在“一報還一報”或“咎由自取”的問題。當今網絡上某些流行的說法，我看是無法成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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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六月二十八日這天，許顯純把栽給“六君子”的贓款數字填寫在奏疏上，上報皇上，然后命令，對犯人各打40棍、拶手敲100下、夾杠50下。“六君子”都是讀書人出身，體質文弱，一頓酷刑下來，個個都是皮開肉綻、鮮血淋漓。
　　
　　然而君子就是君子，“六公各辨論不屈”，怒斥魔頭。北鎮撫司的大堂，名為“明心堂”，魏大中昂首怒目，指著堂上牌匾斥道：“若如此，不是明心堂，是昧心堂矣。”（《先撥始志》）
　　
　　不過，這還只是個下馬威。七月初一，魏忠賢矯詔，說既然六人招認受賄是實，就繼續押在詔獄中追贓，“著不時嚴刑追比，五日一回奏”。
　　
　　這是什麼意思？追比，就是規定每過几天交多少“贓款”，交不上就拷打。什麼時候家屬把全部“贓款”湊齊了交上，在詔獄的事情就算完了，余下的是移交刑部議罪。
　　
　　所以開頭的那一頓打，只是小菜一碟。這五日一追比，才是慘毒無比。
　　
　　這時候，發生了一個小插曲：閹黨的重要成員、內閣大學士魏廣微，忽然出面為六人說情。
　　
　　事情起于吏部尚書崔景榮。這位，也是個閹黨，這時候能占住這位置的，不可能是別的黨。不過，他深知這“追比”的厲害，怕這六人一下都給打死，對輿論怕不好交代。于是就跑去找魏廣微，把利害關系講了一通。
　　
　　這魏廣微也是陷害“六君子”的主謀之一，但是在這時候被說動了，也擔心出現這種后果。于是就趕緊上了一道奏疏，說楊漣等人誠然是罪人，但前不久畢竟還是朝廷要員。縱使贓私是實，也應轉交法司。豈可逐日嚴刑、讓鎮撫司法追贓？人非草木，重刑之下，死也就是一瞬間的事。這不要說有礙仁義，且與祖宗之法相違。如此，將朝政日亂，與古之帝王就大不相同了啊！
　　
　　這奏疏的草稿，就是崔景榮起草的，魏廣微以自己名義遞了上去。
　　
　　他這樣做，動机究竟何在？草民我一直看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釋。這只能說明，人性是復雜的，也許魏廣微坏是坏，但他整人也就整到罷官削籍為止。把人往死里打，則超過了他的道德底線。或者，他是知道：把對手趕跑，一旦曆史翻了個兒，也不過就是個“路線錯誤”。如果把人整死，則將來免不了要以命抵命。
　　
　　不論什麼原因，他是把這道奇怪的奏疏遞上去了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一看：這什麼呀這是！大怒。魏廣微一害怕，連忙把崔景榮的草稿拿出來，証明並非自己本意。結果是崔景榮立即被罷免，魏廣微也很快被攆出內閣。從后來的情況來看，這兩人反倒因禍得福，沒有繼續作孽，因此清算時罪也相對較輕。
　　
　　魏廣微勸阻不成，七月初四開始第一次“比較”。六君子前几天才被打過，此時都還沒緩過來，不能獨立行走，由獄卒扶著蹣跚而行。
　　
　　六君子出來后，只見個個面色暗淡，頭發全脫，額頭纏著布，衣服上血跡斑斑。
　　
　　其中數楊漣的模樣最慘，胡子在几日之內全白，染上了鮮血，极為醒目。
　　
　　六人緩緩走到公堂，都伏于屋檐下。許大魔頭把這六人輪番訓斥了一遍。幸而未打，又送回了獄中。
　　
　　這日為什麼沒打？原來許顯純先前拷打汪文言時費了牛勁，對東林黨的硬骨頭有點兒打怵，想把案子直接推給刑部。
　　
　　但是魏忠賢哪里能讓他偷這個懶，七月初七，有旨對許顯純嚴厲訓斥，仍舊限他“五日一比”。
　　
　　到初九，第二次“比較”，許顯純看几人還是沒恢復，怕打多了打死，就每人打了十棍。惟有袁化中病得起不來了，得免受刑。
七月十三日，又開始“比較”，六君子被拖至公堂，許顯純露出了猙獰面孔，喝令今后每五天一“比較”，每次要犯人家屬拿出四百兩銀來，否則就要受重棍。
　　
　　六君子當中，袁化中、周朝瑞家境略好，其余人皆為清貧之家，在被逮時又被緹騎搜掠一空，因此每五天拿四百兩銀簡直是天方夜譚。
　　
　　魏大中的一個兒子魏學洢，悄悄跟隨父親進了京。因為栽到魏大中頭上的贓款最少，只有三千兩，所以學洢在京很快湊齊，委托舊日鄰居劉啟先，入獄探望了父親並交上了銀子。原以為這就可以免去追比了，結果還是不行。
　　
　　許顯純宣布了“五日一比”的決定后，左光斗小聲分辯，魏大中、周朝瑞、袁化中三人伏地不語，楊漣則把隨他進京的家人喚至左右，大聲道：“汝輩都從速回去，好生服侍太奶奶，告訴各位相公，不要讀書了，以我為戒！”
　　
　　楊漣此時已然明白，魏忠賢這次是非要六人的命不可，所有幻想，盡可拋去。他的這番話，既是說給堂上審官听的，也是告訴同伴們不要再心存僥幸。
　　
　　這日比較，又各打了三十大棍，執棍者的呼喝聲震天動地！六君子舊創未復，又添新傷，各個股肉腐爛脫落，其中楊漣受刑最重。魏大中因身體虛弱，受刑后連喊痛的力氣都沒有了。
　　
　　這次之所以用刑較重，是由于魏忠賢直接施加了壓力。初四日的比較沒有動刑，當天魏忠賢就知道了，把許顯純臭訓了一頓，因此從初九日開始，拷打一次比一次加重。
　　
　　兩天后，七月十五日，是楊漣的54歲生日。早上，其他五人都掙扎著起來，向楊漣賀壽。
　　
　　楊漣勉強支撐著起來，南面遙向老母拜了几拜，百感交集。他把諸人叫到身邊，低聲講了他對目前形勢的看法。他認為生還已經無望，希望各位早做准備。
　　
　　詔獄里對六君子的審問，天啟一概交給魏忠賢去辦，具體情況他可能知道，也可能不知道。而魏忠賢則派有專門的“听記”在審訊現場監視，對審訊的進度和力度，是完全掌握的。
　　
　　彼為刀俎，我為魚肉。夫復何言！六君子的家屬，雖然仍然抱著一線希望在設法籌款，但六人心中都已明白：來日無多了！
　　
　　當天，楊漣就寫好了遺書。又猛喝涼水，只求速死。
　　
　　果然，第二天魏忠賢又矯詔下了中旨，斥責許顯純、崔應元追比不力，各降一級。原定五日一比，也改為三日一比了。
　　
　　魏學洢听到這個消息，萬念俱灰，知道父親必死無疑，就向劉啟先提出，要自己去衙門交銀兩，好借机見父親一面。劉啟先怕魏學洢被人暗害，沒有同意，只是讓學洢在衙門外等消息。
　　
　　到七月十七日比較，楊漣、左光斗挨了三十大棍，其余人未用刑。楊漣左光都只是咬住牙，不吐一詞。許顯純威脅說，下次如再不交銀，就要受“全刑”了。全刑，就是五種常用的刑罰一起上。
　　
　　這一天劉啟先進去見到了魏大中。魏大中身體狀況更為惡化，只能以微弱的聲音說：“吾不久矣，毛孔皆痛。勿教吾兒知道。”劉啟先告訴他，學洢想進來見一面，魏大中大惊，堅不允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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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由于這天的比較，除了楊、左外，其余四人沒有受刑。魏學洢如同絕地逢生，連忙出了京城，趕到京畿的定興縣江村，到與父親曾是同僚的鹿繼善家里求借銀兩。
　　
　　鹿繼善此時任兵部主事，正與孫承宗同駐山海關。家中鹿太公受到兒子的影響，對六君子寄予同情，曾經幫助過左光斗的弟弟左光明籌集銀兩。六君子的家屬也多有人來過他家告借。鹿家幫助魏大中，本來是沒有問題的，但鹿繼善是個清官，因此家中可說是已無分文了。
　　
　　鹿太公慷慨豪俠，不忍正直之士受此磨難，就發動村鄰湊錢相助。鄉人淳朴，雖然大多並不知道魏大中是何許人也，但卻知道人以群分，六君子必是好人無疑，都紛紛解囊相助。
　　
　　甚至村中有許顯純的族人，受良心的拷問，也拿出錢來幫忙。
　　
　　鄉間民窮，大家七湊八湊，才勉強湊出不到五十兩銀。危難時的慷慨相濟，最能顯出人性之光。魏學洢接過銀子，心中五味雜陳，既感激，又傷悲。他謝過大家后，又匆忙奔回京城去打探消息了。
　　
　　七月十九日，楊漣、左光斗、魏大中受全刑，慘烈异常。周朝瑞、顧大章各二十棍、拶敲五十，袁化中因病免棍、拶敲五十。
　　
　　据在場的人后來回憶，行刑之時，楊漣尚能大號，左光斗的聲音卻只能呦呦如小兒。魏大中在行刑后自知不免，把家人（仆人）叫到身邊說：“從十五那天后，我聞到飯味則嘔，每日只飲冷水一碗、吃苹果半只。這條命，想來也就在旦夕了。速為我准備棺木。家貧買不起好的，能掩埋我的骸骨就可。”家人掩面痛哭而去，以十五兩銀買了一具簡陋的棺木（《碧血錄*附錄》）。
　　
　　七月二十日，楊漣的家人送飯時，不知為何在茶葉里摻了一點兒金屑，被獄吏發覺。家人怕受牽連，連夜逃走了。從這天起，就再也沒有人給楊漣送飯了。
　　
　　一代名臣，終局凄楚若此！楊漣早年喪父，其母視他如珍寶，傾心培養成才。卻不料，人生半百剛過，他就要走在白發老母的前頭了。
　　
　　志士何辜？忠良何罪！天理何在啊！
　　
　　我向來以為，真正的英雄，都僅僅在文藝作品中才可能光彩奪目，而在實際中，則是最為悲慘的一群。沒有信念的支撐，無以成英雄；不咽下人類最深的苦難，不能算是英雄。作秀者固然能博得喝彩，但若真正以血肉之軀去扛那黑暗的閘門，談何容易！
　　
　　天啟五年夏的這二十几天，可以說是明朝開國以來最黑暗的日子，六君子在魔窟里所承受的，不僅有肉體上的創傷，還有正義不得伸張的深深絕望！
　　
　　据《明史紀事本末》記載，六君子受刑時，排列跪在階前。打手們喝罵百出，裸體辱之。創痛未復，不等過夜就再加拷掠。到后來，審訊時諸君子甚至無法跪起，只能戴著刑具平臥堂下，見者無不切齒流淚！
　　
　　剛入監獄不久的時候，左光斗曾經對諸人提建議道：“閹豎殺我輩，有兩個法子。一是借我們不肯誣服，再三拷掠，直至掠死，二是在獄中加害，隔日報稱病死。若我輩誣服，則當轉至刑部擬罪，或許尚有見天地之日。枉死獄中則無益！”
　　
　　眾人覺得他說的有道理，就都“自誣服”了。可是，他們太過天真了，惡人豈能容你有空子可鉆？自誣服換來的則是更為嚴厲的追比——既然認了，你就交款吧。眾人到這時大悔失計，但已經晚了！
　　
　　許顯純是個滑頭，他並不想擔殺死六君子的惡名，几次都想搪塞，可是魏忠賢催逼得越來越緊。二十一日，又有一道嚴旨下來，責令對楊漣等還要加大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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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揚漣是東林最有名望的人，又是反對魏忠賢最力的一個，因此對他的拷打尤為慘酷，每次都被打得肉綻骨裂，髓血飛濺，几度昏死。而許顯純仍嫌不足，命人專打楊漣的頭和臉，直到打得牙齒盡脫。
　　
　　好個楊漣，生就的是一副錚錚鐵骨，早就抱定了必死的信念。許顯純追問他有關熊廷弼行賄一事，楊漣怒斥道：“熊廷弼在遼陽尚未敗時，我就能參劾過他。及至廣寧失守，我更力斥他何辭不死！熊廷弼恨不得欲殺我，豈能托我營求免罪？你昧心殺人，天下后世，汝肉不足人食！”
　　
　　許顯純被駁得啞口無言，大叫：“加刑！”
　　
　　楊漣坦然對曰：“加刑何用，如今有死而已！”
　　
　　許顯純惱羞成怒，命人以鋼針刷狠命將楊漣身上刷得體無完膚，肉碎如絲，但楊漣仍罵不絕口，痛斥匪類！
　　
　　正邪人物，對眼前世界的看法，其差別往往有如天壤。施暴政者，以為死能嚇住天下的良心；正義者卻以“好死”為平生的心愿。楊漣在入獄前就寫下了一篇著名的《告岳武穆疏》，里面講：“自古忠臣受禍者，何獨漣一人？如武穆王何等功勛，而‘莫須有’竟殺死忠良。何況直臣如漣，此行定知不測，自受已是甘心！”（《楊大洪集》）
　　
　　的确，在楊漣的身上，可見岳飛的精魂傳承不泯。中華之正氣，絕非洶洶一時的頹糜之風就能掩埋得了的！
　　
　　義士不屈，浩氣彌天。在生死關頭，楊漣以最后之力寫了《獄中絕筆》。其文曰：“但愿國家強固，聖德剛明，海內長享太平之福。漣即身無完肉，屍供蛆蟻，原所甘心！”
　　
　　楊漣將這兩千余言的絕筆，親手托付給顧大章。為防止被獄卒搜去，顧大章把它藏在關帝像背后，后又埋于獄室北墻下。因僥幸之故，最終傳到了楊漣之子楊之易的手上，才得以傳之后世。
　　
　　他又以血蘸指，寫下280字之血書，其文曰：“大笑，大笑，還大笑！刀砍東風，于我何有哉！”氣竭之際仍字字如劍，直刺人間奸邪。
　　
　　血書寫好后，藏在了枕中。于楊漣死后，隨屍體一同抬出，才被家屬發現。
　　
　　到二十一日比較，天下大雨，用刑的棍子濕重异常，“且盡力狠打，故呼號之聲更慘”。楊漣的家人日前畏禍逃走，無人來交銀兩。用完刑后，許顯純大聲責罵，楊漣“舉頭欲辯，而口不能言”。
　　
　　這天，其余人受刑后均已抬入獄內，惟有楊漣、左光斗二人被放在戶外沒人理睬。其時大雨如注，兩人“臀血流離，伏地若死人”。雨中，楊漣被激醒，大聲呼叫，許顯純才命將二人抬進獄中。
　　
　　左光斗被抬走之時，已不能說話，僅能以目光搜尋來交銀的親屬。但是，親屬前來，雖能見上一面，也只站能在一丈開外。且交完銀后，立即被趕走。可怜左大人這凄涼的一瞥，哪里還能見到親人的影子！
　　
　　咫尺天涯，就這樣生死隔絕。
　　
　　這里有的只是“殺人如草不聞聲”！
　　
　　惡人做惡，向來就這樣，他們不怕有來世的報應。
　　
　　世間怨毒，就是由這幫人造成。民族精華，就是由這幫人摧殘殆盡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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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為了防止詔獄中的慘烈情況被泄露出去，獄中防范甚嚴。左光斗的學生史可法得知恩師入獄后，就趕來京城打探消息，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。二十一日，他听說老師又受了全刑，且被炮烙，心知老師將不久于人世，就以五十金賄贈獄卒，痛哭哀求。獄卒亦被感動落淚，讓他穿上了破衣草鞋，裝扮成清洁工，混進了監獄。
　　
　　史可法幼年窮困，念書時曾借住在古寺中。某一日風雪夜晚，左光斗微服出游，見史可法正伏案打盹，袖下壓著剛寫好的文章。左光斗抽出一閱，不禁大為贊賞，連忙解下貂皮衣服為史可法披上。此后，左光斗一直對史可法很照顧，曾激勵他說：“童子勉之，前半節事在我，后半節事在汝！”
　　
　　進得監室后，史可法見左光斗背倚墻壁，席地而坐。面目焦爛，不可辨認，乃炮烙所致。左膝以下，筋骨皆脫，其狀慘不忍睹。
　　
　　史可法不由肝膽俱裂，抱著恩師的膝蓋失聲痛哭！
　　
　　左光斗听出是史可法的聲音，就用手撥開已經焦爛的眼皮，目光依然炯炯，罵道：“庸奴，此何地，你竟敢大膽前來。國家之事，糜爛至此，你竟輕身而昧大義。倘遭不測，天下事由誰支撐？趕快離去，不然，不等奸人构陷你，我就先將你打死！”說罷，就用手去摸地上的刑具，作投擊狀。
　　
　　恩師既出此言，史可法不敢違抗，忍不住熱淚橫流，起身快步離開了。后來，他經常向人講述此事，每次都哽咽不止，說道：“吾師肝膽，皆鐵石所鑄也！”（方苞《左忠毅公逸事》）
　　
　　史可法后為崇禎朝的進士，為救國難，赴湯蹈火。南明時期，在著名的揚州保衛戰中以身殉國，名垂萬世，沒有辜負恩師生前的一片苦心。
　　
　　可嘆，天下雖大，卻容不得一二忠貞之士卓然而立。
　　
　　惟見小人猖矣，世風下亦，綱紀危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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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六君子的遭遇，引起了無數正直人士的同情。有一位化名為“燕客”的人，就混進了詔獄，想對六君子有所幫助。他目睹了六君子的最后時刻。
　　
　　七月二十四日比較，左、楊、魏又受了全刑。魏大中的家屬本來已交給齊了“贓銀”，為什麼還要對魏繼續用刑呢？
　　
　　原來，魏忠賢曾認為，魏大中和自己同姓一個“魏”，便有籠絡之意，只是一直沒有效果。這次給魏大中栽的贓在六君子中最少，就是為了給大中最后一個机會。
　　
　　但魏大中在受刑過程中竟無一個悔字，使得魏忠賢大為惱怒。七月初，京師西城御史倪文煥因責打了小宦官，得罪了太監“領導班子”，自知不能免禍，就投靠了崔呈秀，請崔代為斡旋，並把魏大中在入京途中與周順昌結為親家的事報告給了魏忠賢。兩件事加在一起，魏忠賢對魏大中便不再抱幻想了，下令說，不管魏大中完不完贓，只管往死里打。
　　
　　二十四日這天，情況相當嚴重。劉啟先到鎮撫司堂上交銀的時候，見魏大中已無力跪起，趴在堂下。
　　
　　劉啟先連忙膝行過去，想給魏大中攏一攏頭發，卻見魏大中半個脊背血肉狼藉，滿是蛆蠅。他鼻子一酸，淚水滾下來，哽咽著問道：“魏公，能忍否？”
　　
　　魏大中以微弱的聲音說：“我不行了。”
　　
　　劉啟先又問：“想食粥麼？”
　　
　　魏大中艱難地睜開眼睛，急促地說道：“余事莫問，速教吾兒離去！”
　　
　　劉啟先知道訣別時刻已到，忍不住放聲痛哭。衙役們听到了，跑過來對他一頓喝斥責打。
　　
　　劉啟先退出后，哭求守門的兵卒，在墻縫處偷看了一會兒里面的情況。開始還能听到魏大中的呻吟之聲，到后來就聲息全無了。
　　
　　當天六君子被拖入監牢后，許顯純吩咐小牢頭說：“今晚六人不得宿一處。”隨后，把楊漣、左光斗、魏大中送去了大獄。
　　
　　混進牢里打雜的“燕客”感到奇怪，問獄卒是何緣故，獄卒嘆息道：“今晚各位大老爺當有挺壁者。”挺壁，為方言，就是死之意（《碧血錄》）。
　　
　　當夜，楊、左、魏果然被害死。有人告訴“燕客”說，三人之死，是鎖頭（監獄頭目）葉仲文所為。負責六君子的几個監獄卒中，葉文仲最狠毒，顏紫其次，郭二再次之。惟有劉則一人比較忠厚。
　　
　　外面並不知道這些情況。二十五日早上，魏大中的親友們發現有一些异常。到下午，楊、左的死訊傳了出來，但魏大中卻沒有消息。到二十六日，魏大中死訊才傳出，究竟死于何時，無人知曉。
　　
　　到七月二十九日，三人的屍體才從詔獄后門被拖出，都用被褥包著，外裹葦席，用草繩捆住。
　　
　　据說，在最后行刑的時候，許顯純以銅錘猛砸楊漣的胸膛，致使楊漣肋骨寸斷，又命人對楊漣以“土囊壓身，鐵釘貫耳”（《明史紀事本末》）。二十四日夜，許顯純命令用大鐵釘楔入楊漣頭部，致其當場殞命。至于左、魏二人是如何死的，無人得知。
　　
　　諸人每死去一個，許顯純就剔下喉骨，裝入盒內封好，送給魏忠賢以示任務已完成。
　　
　　當時天氣暑熱，許顯純為了掩蓋酷刑的痕跡，故意延宕了几天，才把屍體發送出來。
　　三人的面目，已不可辨，只是枯骨腐肉而已。各人家屬不忍細看，草草以汙衣血單裹上，放入棺材內抬走。楊漣家人買的棺材，竟然被閹黨田爾耕喪心病狂地搶走，僅能以破木棺掩埋了事，見者無不為之飲泣。
　　
　　楊漣死前寫的絕筆，被顧大章藏在牢房地下后，因為換了房間而可望不可即。獄卒孟某感于忠義，伺机偷出，交給自己的弟弟帶了出去，轉交給了燕客。另有楊漣藏在枕頭里的血書，被牢頭顏紫查出。
　　
　　顏紫本是狠毒之人，讀了血書后，竟然被感化，對人大哭說：“异日翻案，我就持此以贖罪吧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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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楊、左、魏三人死后，比較日期該為隔兩日一比，但用刑的次數卻大大減少了。這是因為魏忠賢已經除去心頭最恨的三人，怕一下子死的人太多，不好向天下人交代。到八月十二日，袁化中將一萬兩全部交完。十四日，周朝瑞的一萬兩也全部交完。但是當日仍有嚴旨下來，命令繼續嚴追，並不放人。
　　
　　這兩人在六君子中，家境是比較好的，交款的壓力不是很大。尤其周朝瑞對生還有很大幻想，他曾對同案人說過：“忠賢所恨，惟有楊、左，楊、左若死，吾四人可生還，”（《先撥志始》）
　　
　　自完贓后，周朝瑞的心情不錯，便整理鞋帽，逍遙獄中，以為厄運結束之日快要到了。但他忘了：閹黨一伙，從來不按牌理出牌。所謂追贓，不過是一個迫害的借口，他們豈有讓政敵生還之理！
　　
　　果然，八月十八日晚間，袁大中被單獨押至關王廟，獄卒顏紫動手將起害死。
　　
　　第二日，許顯純上疏，報告周朝瑞病重，這是下手謀害的前奏。皇上看了，不明所以，還專門派了醫官去詔獄看病。醫官胡里糊涂進了詔獄，病人沒有見到，被許顯純喝斥出來。
　　
　　周朝瑞此時還蒙在鼓里。他是個重厚耿直之人，剛入獄時，常說：“死亦何難？只需尺布便了（意謂上吊自盡）。”但他在完贓后，卻有心生僥幸之念，並不安排后事。顧大章和獄卒孟某心里著急，就商議如何想個辦法點醒他。
　　
　　八月二十日，顧大章凝視了太陽許久，對孟某說：“听說鬼不能見太陽，趁還未死，多看一看。”
　　
　　周朝瑞聞听，心中奇怪，也湊過來看。孟某就假做嚴肅地對顧大章說：“先生到此地步，不思大事，卻終日浪談，何意？”
　　
　　顧大章便轉頭看著周朝瑞說：“所謂大事，就是身后之事，我自七月后就知斷無生理，因此訣別家人，遺書已寫了甚久，只是無法送出，今仍留在床下，怎能說我終日閑聊、不思大事呢？”
　　
　　周朝瑞這才猛醒：“既如此，我也寫几行吧！”
　　
　　他把遺書寫好，與顧大章的放在一處藏好。
　　
　　可怜周朝瑞，遺書寫完還不到10天，大限就到了。八月二十八日中午，周、顧二人正在和獄卒孟某一起吃飯，獄卒郭二跑來叫道：“堂上請二位爺說話。”說著，便給二人戴上刑具，向外走去。
　　
　　走到監獄門口，另一獄卒劉某從后面拉住顧大章，小聲道：“爺回來，今日沒你事，是里頭要周爺的命！”
　　
　　周朝瑞被押至大監后，沒多久，便有死訊傳出。
　　
　　据說，周朝瑞的“速死”，跟他的耿直也有關系。他完贓之后，許顯純從中貪汙了五十兩，稱贓銀尚未交齊。周朝瑞不服，拿出帳目來，要和許顯純對質。許顯純哪里還能等到對質，先就下了手。所以有獄卒事后說：“公死之速，在此一算也。”（見《碧血錄》）
　　
　　周朝瑞死后，獄中的監管更嚴，遺書無法送出。顧大章將情況偷偷告訴給燕客，由燕客賄賂了獄卒，才在周朝瑞的屍體發送出來時，取出了遺書。燕客將遺書保存好，后來南歸，托人交給了周家。
　　
　　到此，六君子中的五人已先后冤死，只余下顧大章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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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顧大章自入獄起，就對結局不抱幻想，他在自己的獄室墻上寫了一副對聯，曰：“故作風波翻世道，常留日月照人心。”並囑咐家人，以此聯作為自家祠堂的楹聯。
　　
　　追比以來，閹黨認為顧大章最有錢，對他栽贓最多。為了追出四萬兩銀來，也就讓他活得最長。在受刑過程中，他曾三次被拷打昏死，家人見此慘狀，都悲傷不已。
　　
　　顧大章平素信佛，對生死問題看得很開，他對家人笑道：“汝輩慎勿作兒女態！”（《碧血錄》）
　　
　　諸人既死，全部壓力就落到他一人肩上，聖旨上還特地申明，要從嚴對顧大章追贓。此時，義士燕客則在獄內外積极活動，設法能在最后關頭讓顧大章逃脫厄運。
　　
　　九月初二，獄卒劉某對燕客說：“堂上已在商定顧爺的死期，甚迫，奈何？”
　　
　　燕客說：“與你錢，能緩五日否？”
　　
　　劉某說：“能！”
　　
　　此時延展死期又有何意義？原來，五位君子在數日內先后死于詔獄，這事情在外界引起的輿論甚大。閹黨崔呈秀、徐大化為此感到憂慮，他們商議了一下，便向魏忠賢提出建議說：“若六人皆死于詔獄，無以服人心。”不如將顧大章交刑部定罪，以示此次鏟除六君子的行動光明正大。
　　
　　魏忠賢接受了這一建議，就去忽悠天啟，馬上下了一道詔書，命將顧大章發到刑部定罪，明昭天下，以定是非。
　　
　　古代奸人做惡，也忘不了要披一張光明正大的遮羞布。這就是政治權朮中“台面上的話語”。
　　
　　初六日，聖旨下到鎮撫司，燕客知道后，深怕許顯純下黑手，當夜緊張得一夜未合眼，所幸一夜無事。
　　
　　第二天一早，獄卒劉某跑來說：“五日之期已到，今晚必不能保全，奈何？”
　　
　　燕客成竹在胸，說道：“合當有變！”
　　
　　劉某不信，搖頭竊笑而去。
　　
　　果然只過了片刻，許顯純就將顧大章提至堂上，宣讀了將他移交到刑部的命令。讀完，許顯純拍案大喝：“你十日后，復當至此追贓！”
　　
　　何來此言？原來，這是許顯純怕顧大章到刑部后，把詔獄的黑幕講出去，所以才以此進行威嚇。
　　
　　在去刑部的路上，顧大章如釋重負，對燕客道：“這一向在詔獄中，如有人扼吾之喉，不讓吐一語。一腔怒氣，無從得伸。今來刑部，雖無多日，但許顯純之凶惡及凶手姓名就可播之天下、傳之同道者了。异日世道復清，此輩斷無遺種，吾瞑目矣！”
　　
　　顧大章身處絕境，頭腦仍十分清醒，他料定在魔掌之下必無生路，但也預見到奸人必不長久。今日奸人的所有惡行，必是彼輩將來之絞索——不是不報，時候未到而已！
　　
　　楊漣等人在獄中受刑和慘死之狀，果然在刑部審訊時由顧大章一一說出，很快就公之于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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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但此時的刑部審官，全都屈服于閹黨的淫威，已根本不能主持正義。九月十三日會審，會審官有十人，在堂上喝令顧大章承認六人受賄之事。顧大章憤而駁難，冷笑道：“吾豈能代死者誣服乎！”
　　
　　最終，刑部尚書李養正等商議，依据鎮撫司轉來的“供詞”，以移宮和封疆兩案判六人斬刑，算是給這次迫害披上了“合法”的外衣。
　　
　　十審官良心已被狗吃掉，不僅揣度著魏閹的意思判決此案，還嫌顧大章申辯而下令打了十竹板。而后，將他們的名帖和判詞恭恭敬敬交給內侍帶走。魏忠賢接到文件后，大喜過望（好干部真是多啊），立刻矯詔公布天下。又指示道：十七日將顧大章押回詔獄，繼續追比。
　　
　　顧大章得知消息，覺得心事已了，全無貪生之念，說道：“有刑部十天，則詔獄百日不為虛度。何也？可與家人相見訣別。再者，原為流言者，已由我親身証實。如此，比起已死諸君，我已屬幸運，更有何求？”
　　
　　燕客知道先生已抱決死之念，甚感悲戚，連忙勸先生再等兩日，也許就會有轉机。
　　
　　顧大章淡然一笑：“吾自八月初，已將家事處置寫于一二紙上，封之又開，凡五六次，思無剩語……今日已將這副皮囊置之度外矣！”
　　
　　說罷，仰天嘆道：“吾安可再入此獄！”
　　
　　他主意已定，視死如歸，以右手僅剩的食指和大拇指，握筆疾書絕筆一幅，曰：“我以不祥死，猶胜于老死窗下而默默無聞者！”
　　
　　十四日一整天，在刑部監獄他米水不進。其弟顧大韶前來探監，兄弟二人在一起飲酒訣別。在此之前，他曾讓人在自己的酒中下毒，但因葯力不足而未能死去。當夜，趁人不備，毅然自縊而死，
　　
　　九月十九日，顧大章屍體從刑部監獄中送出，衣帽整齊，神態安詳，面容有如熟睡。
　　
　　烈士高行，蒼天亦泣！
　　
　　國家無正氣，才會有這令神人共憤的慘劇。
　　
　　天下為一家一姓所有，才會有這忠奸不辨、是非顛倒的惡果。
　　
　　嘆只嘆：神州有多少忠良，能禁得起如此摧折？
　　
　　百代之下，我們這些平庸的人，能為烈士掬一捧同情之淚，也就算天良尚在、並非鼠類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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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閹黨泯滅天良，已毫無人性。“六君子案”本是政治案件，追贓不過是個借口，但殺害了六君子之后，閹黨仍不放過六人的家屬，逼迫家屬繼續完贓。
　　
　　楊漣為官清廉，全部家產還不及千金。楊漣入獄后，家人將家產盡數變賣，也湊不出二萬兩之數。老母妻兒無處安身，只得栖居在城門上的一間破屋里，兩個兒子以乞食來供養老人。應山知縣夏之令心中不忍，公開為楊家立簿募捐，鄉人爭相資助，連賣菜農民也施以援手。
　　
　　左光斗死后，左氏親屬多被逮追贓，長兄左光霽受牽連而死，其母因喪子之痛日夜痛哭，不久亦死，但追贓仍不停止。桐城知縣陳贊化盡力維護左氏宗族，終因勢單力薄，無法避免左家眾親族傾家蕩產。
　　
　　魏大中死后，長子魏學洢護送靈柩返鄉。閹黨在原有的“贓銀”三千兩之上，又多加了三百兩，指示地方官追逼魏學洢交出。魏學洢來往鄉間，四處借貸乞求，也無法還清，加之晨夕號泣亡父，竟一病不起。
　　
　　彌留之際，家人送湯給他喝。他怀念父親，以手拒之，說：“詔獄中可有人半夜送湯乎！”終痛哭氣絕而死。
　　
　　大明朝最黑暗的一幕，就此終結。
　　
　　暗夜中，雖只有星辰寥寥，但其光焰卻永懸于人心之中！
　　
　　朝堂上，閹豎們雖彈冠相慶，卻終歸阻不住江潮浩蕩、山崩地裂。所有的暴政，都不會有十年之期；所有的惡政，都不會有百年之運。在火山口上舞蹈的日子，長不了。
　　
　　——世代皆如此，絕無僥幸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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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六君子亡故之時，正值英年，都不過50歲左右。“諸賢之死，天下為之流涕”。
　　
　　但同在一片天下，對正邪的判定，卻有天淵之別。沒心沒肺的天啟皇帝，把自己的肱股大臣視為仇寇，毀自己的江山有如狂歡。八月中，他在經筵听課時，對內閣諸臣說：“楊漣等罪惡多端，今雖在獄亡故，其未完贓私，令地方撫按立限追比。”
　　
　　九月下旬，刑部議罪奏疏呈上后，天啟好像恨猶未解，一口氣批了200多個字，稱六君子為“凶惡小人，目無法紀”。說罪人雖然已庾死獄中，還應戮屍都市，現姑且從輕，以示法外開恩。還特別指示要將六君子案“宣付史館，頒行天下，以示朕仁孝開明之治，以服萬世人心。”（《明熹宗實錄》）
　　
　　真是昏君、昏話、昏亂思維。一日都不能服人心，居然還奢望服萬世的人心！堂堂大明朝，經過嘉靖、萬曆、天啟這三朝不遺余力地自毀自滅，若要不亡，已是沒有天理了！
　　
　　反觀草民百姓，卻不乏豪俠仗義之士，敢為六君子伸張。六君子死后，一直在暗中守護的“燕客”仍滯留京中，每每想起六君子的音容，都覺悲憤難抑，慷慨長嘯。一日與人喝酒，又講起六君子冤案，忍不住熱淚涌流，不能自已。他的言行被閹黨偵知，立即派人拘捕。
　　
　　燕客人聞訊，急忙裝扮成商人，縱馬向南，一日一夜狂奔300里，才逃脫了魔掌。
　　
　　六君子在獄中的種種情景，就是他冒死寫下來，才傳諸后世的。他的書，僅有薄薄的14頁，書名曰《詔獄慘言》，又曰《天人合征紀實》，逐日有翔實記錄。署名為“燕客具草撰”，据明史專家王春瑜先生說，該人的真實姓名叫顧大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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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一代名臣熊廷弻從容就戮】
　　
　　
　　六君子全部被害死，“六君子案”卻不能算結束，因為此案的“肇始者”——熊廷弻還沒有處理。
　　
　　六君子一死，熊廷弻當然也就活不成了，為什麼呢？
　　
　　明末有人說：“當時失封疆者，不獨一熊也，楊鎬、王化貞安坐福堂，而獨殺一熊，，熊不死于法，而死于局。”（《三朝野記》）這話說得不錯。這里所說的“福堂”，是指刑部監獄，當時人認為刑部監獄與詔獄比起來，不啻是天堂。
　　
　　熊廷弻難逃一死的原因，首先當然是魏忠賢收受賄賂不成，感到受了愚弄，因此他“誓速斬廷弼”。老魏一發火，誰還能有生路？
　　
　　其次，就是六君子因“受賄”被拷掠死了，而“行賄人”豈有活下來的道理？因此熊廷弻必須死，一則是為了平息輿論，二則是為了滅口，讓“封疆賄案”成為“服萬世人心”的鐵案。
　　
　　其三，熊廷弻本人對“行賄案”的態度，也注定他必死無疑。熊廷弻是條好漢，不因楊漣、魏大中曾經力主要判他死刑而銜恨，反而在獄中寫了一份揭帖（宣傳單），力辯楊漣等人絕無受賄事，讓人帶出去廣為傳播。這個釜底抽薪的義舉，激怒了魏忠賢，他焉能不死？
　　
　　最后還有一條，就是直接促成熊廷弻掉腦袋的人，是閹黨的馮銓。當時坊間有一部繡像小說（帶插圖的章回小說）《遼東傳》刊行，里面專有一章是“馮布政父子奔逃”，寫的是馮銓的老爸馮盛明當年臨敵脫逃的事，大概是把膽小鬼嘻笑怒罵了一通。馮銓讀了后，又羞又怒，疑心是熊廷弻指使人所撰，于是心生歹念，要把熊大人立馬搞死。
　　
　　本來閹黨關于殺熊廷弻的輿論，是從六君子被逮入京時就開始發動的。先是實習御史門克新受魏忠賢指使，于五月初五上疏“請立誅熊廷弻”。可是在內閣票擬時，閣員們誰都不愿承擔這個殺封疆大臣的惡名，于是建議推遲到秋后再說。
　　
　　天啟對此很憤怒，發回讓內閣重議，內閣卻以當下的行刑時間不合祖制為由，再次拒絕。
　　
　　這一幕很有意思。按說這時候的內閣，已經是“閹黨內閣”了，為什麼還要抗命？原來，這是明代官場的一個慣例：主子要殺誰，我沒意見，但是不能讓我來背這個殺人的名兒。古代的惡人，也不是完全沒有榮辱觀的，他們終究有所顧忌，很怕在曆史上留下大的惡名——爹媽給我取了這個名字，可不能讓人千年萬年地唾罵啊！
　　
　　可是，熊大人必須得死，總要有個人出頭來背這個惡名。
　　
　　這個人，當然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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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到了八月二十一日，也就是楊、左、魏三人已經殞命后，馮銓趁著在文華殿講筵之机，從袖中拿出一本《遼東傳》呈給天啟看。他說：“此書為熊廷弻所撰，流傳市面，掩飾夸功，希圖脫罪。”
　　
　　天啟翻開一看，文字很淺顯，哪里會是進士出身的熊廷弻所撰，但是狼要吃羊，有個由頭就行，管他娘的那麼多！于是他下詔，讓內閣速議處決。
　　
　　內閣其他人仍是不愿沾邊兒，馮銓恰好是八月份入的閣，就由他起草了詔書。按例，票擬文書入宮后，由王體乾先行審閱，王看完后說：“這明明是小馮欲殺熊家，與皇爺何干？”他建議，請皇帝御筆加入“卿等面奏”之語，把殺熊廷弼的責任推到內閣身上。
　　
　　八月二十五日，皇帝修改過的詔旨下達，里面果然把進呈小說的情節詳細寫出，並且說是“卿等五員面獻”，讓內閣的人一個也脫不了干系。這道奏疏，對熊廷弼咬牙切齒，連“心怀不軌，辱國喪師，惡貫滿盈，罪在不赦”等詞語都用上了，命令立刻把熊廷弼給“決了”（《明熹宗實錄》）。
　　
　　天啟為何對熊廷弼如此之恨？
　　
　　因為熊廷弼遭遇的廣寧之敗、河西之失，是在天啟二年，正是天啟皇帝剛上任不久。這是一件很丟皇帝面子的事，天啟耿耿于怀，總要找個人出氣。熊廷弼當然就難逃罪責。
　　
　　第二個原因，是新上任的領導，往往對前任領導所信賴的重臣有很微妙的心理，不愿意重用、不放心使用，甚至要找個茬子干掉。新領導總愿意使用由自己發現、或自己提拔起來的干部。熊廷弼在第二次出山后，權力遠不如萬曆年間，此外還有一個嘛也不懂的王化貞在掣肘。這就是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的中國式定律在起作用。
　　
　　最后還有一個原因是，天啟也是一個很懂軍事的人，對遼東方面的戰略形勢，他並不糊涂。可能是看出了熊廷弼“最后的奔逃”是在跟他賭氣，因此不愿饒恕老熊。
　　
　　熊廷弼的悲劇決不是孤立的，他之后的孫承宗也是一樣。在天啟一朝孫承宗恩寵甚隆，但到了崇禎年間就“不得煙抽”了，讓給了袁崇煥。而崇禎皇帝不知兵，也不按牌理出牌，因一次失誤，就把自己應信任不疑的封疆大臣給殺了。這是袁崇煥的命不好。
　　
　　皇帝有了處決令，魏忠賢心花怒放，但是他知道這熊大人可不是一般人。熊廷弼在遼東鎮守多年，頗得人心，部將衷心擁護，萬一有個不听邪的家伙帶一幫死士來劫法場，那就麻煩了。于是，他讓內閣議一個妥善的處決辦法。內閣議來議去，也拿不出什麼好辦法——哼哼，最好就是不殺。
　　
　　最終，還是魏忠賢的同鄉、閹黨內閣的黃立极說了一句：“半夜傳旨，即能了結。”
　　
　　這一句話點醒了魏忠賢，就是這辦法好！半夜下旨，也就意味著要立即處決，等不及天明拉到西市（明代刑場，在今北京西四）去了，只能祕密處決，干凈利落。